《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期刊视角：《七月》《希望》的“现实主义”行迹考叙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的需要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救亡”的抗战文化规范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 学重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和新生的使命。胡风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创办了《七月》这本文艺刊物，并在1944 年复刊时更名为 《希望》。《七月》与《希望》在抗战期间有效地发挥了“意识战线”的任务，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本文采用史料学研究方法，从 时代结构、多样化文体、理论的批判与建构三个方面由表及里，多方面考察分析《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其中的关键。     

期待个人的“复兴”

近来关于“文艺复兴”的系列文章，我都读。话说这“文艺复兴”，实在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梦。当年胡适即曾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豪情，距今远了；建国初胡风高呼“时间开始了”，更有开天辟地之慨，那豪情，也距今远了；1979年“文革”结束未久，《光明日报》整版报道北京机场壁画，我记得通栏大标题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来临!”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文学“意识流”背后“魔力”之生成——从《心理学原理》到《释梦》

《心理学原理》、《时间与自由意志》和《释梦》是洞彻文学“意识流”背后理论意义“魔力”生成的必读文本。它们个中所关联到的“意识流”问题的重要观点反映出合理与悖缪交互错杂 ;但它们所透发出来的美学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念上均给予了文学“意识流”之孕育以诸多的启迪和裨益 ,使其通过本身所进行的审美融化 (当然 ,也辅以其他因素的从中掺和 ) ,以“另类”的面容在世界文苑中魅力四射 ,给文学叙事艺术格局带来空前的变革。     

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

有关鲁迅思想阐释及“鲁迅”形象的再叙与重构,是建国初年文化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键当事人,鲁迅弟子出于位置不同、对鲁迅精神理解与继承方式的差异,在其内部酿成两个“鲁迅”相冲突的理论争辩。它从胡风、雪苇等对冯雪峰等的不满开始,以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为标志。耿著批评“两期论”,表面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摄鲁迅前期和后期,实意在回避《讲话》有关思想改造的权威论述,申张启蒙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探求。这一论述策略,被另一鲁迅弟子唐弢在《文艺月报》组织文章予以批评、揭露。由于丧失公开的文学资源,胡风、耿庸等只得以私信、讲演等方式展开论辩。但由于主客观的多重因素,这场论辩终于因陷入批判旋涡而流产。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论"七月"湖北诗群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七月》半月刊由胡风在武汉创刊（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１日由胡风主持，在上海出版《七月》周刊，出至第３期因战事宣告停刊），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七月》停刊。《七月》停刊后，胡风主编《七月诗丛》...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形成的消费性文化市场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文人的创作 ,是 1914年“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和“家庭戏”演出两个方面 ,为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主要是文人的精神蜕变 ,导致了“甲寅中兴”的迅速衰竭 ,民初上海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目标。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起点”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谁是“第一篇”现代小说，学界历来颇有争议。若仅从时间而言，陈衡哲的《一日》与李劼人的《儿时影》皆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更具成为“起点”的资格，但所谓现代小说的“起点”不仅意味着时间层面的起始，更加代表了现代性质的开端。文学史的“起点”有别于文学的“起点”，它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以及学术考量等综合因素的判断和把握。因此，对“第一篇”现代小说争议的探讨和对“起点”文学史意义的考察，不仅是“时间”与“内容”之争，更是在深远、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下，还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与经典化。     

香港《译丛》的“聊斋故事”英译研究

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在近30年间(1980—2008)先后四次较为集中地翻译了15则“聊斋故事”(含一种“聊斋俚曲”选译),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译丛》十位中外译者翻译的“聊斋故事”旨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与历史文化。《译丛》“聊斋故事”的翻译去“讹”存真，忠实于原作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内涵，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极探索。《译丛》的“聊斋故事”选译在《聊斋志异》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论胡风的古代文学批评

在胡风的著述中很难发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学理性的宏观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就整体而言没有进入胡风的批评视野。当然这不能否认他对少数作品的批评,尤其他对《红楼梦》《水浒传》的批评值得关注。这些批评意见有的确乎发人深省,有的则未必妥当。这些意见和看法隐含着胡风对世界文学经验的重视,既是其理论个性使然,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致。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愤怒的青年”的滥觞之作——评《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

《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是英国作家艾伦西利托的代表作，发表于１９５８年，小说以诺丁汉郡一家自行车工厂为背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和反映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主人公阿瑟不满现状，对现行制度和统治阶级充满愤怒情绪，他酗酒、斗殴、赌博……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是二战后英国重要文学流派“愤怒的青年”的滥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