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先秦儒家的《诗经》观

略评先秦儒家的《诗经》观吴贤哲《诗经》产生以后，因其应用范围的宽广，遂成为贵族学习的教材之一。当时贵族统治者们对待《诗经》的态度有三：一是“赋诗言志”，即贵族统治者们在外交或政治活动的宴会上点一首《诗经》中的诗请乐工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这首诗中的个别...     

不学诗 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 ,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 ,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 :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 ,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 ,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 ,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季札观乐质疑

读《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出使“上国”至鲁而观周乐,知观乐内容与《诗经》一书的编纂和体制基本一致。季札观乐时,每一段开头都加上“美哉”的叹美之词,对《诗经》及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和历史做了评价。然吴是僻处江南,断发文身,不遵周礼的国家,而季札能对周朝礼乐,中原文化有那样高的素养,对中原各国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论《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它原名为《诗》,或称《诗三百》.汉代尊之为经,现在不过是沿袭旧称,作为书名而已.它的编集成册,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的故事,他所听到乐工演奏的诗歌次序和现行本的《诗经》编排次序大致相同,只是《豳风》、《秦风》是在《魏风》、《唐风》、《陈风》的前面.而“自郐以下无讥焉,”可能是他认为《郐风》、《曹风》没有评论的必要,但《郐风》、《曹风》该也在编册之内的.     

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左传》的“求真”精神初探

《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史籍。它记载了大量历史事实,描绘了春秋时代的历史面貌,表现出对事实之"真"的认识;另一方面,《左传》在记史中又表现出对伦理道德不同的认识,反映了对观念之"真"的追求。此两种"真"在《左传》中密切联系,相得益彰。《左传》的"求真"精神反映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巨大进步。     

略论《左传》描写战争的问题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春秋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余字,而很大一部分篇章是描写战争的,可以说说《左传》中大小战役不计其数,涉及战争的文字几乎比比皆是。这也是《左传》最大的特点。我国很早就有人把《左传》称为“相斫书”,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春秋》记载:在二百四十二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僖公二十三年,共八十五年间,中原诸侯与戌、狄发生战争,就有三十余次。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论《左传》的特殊叙事方式——记言

通过比较《左传》言辞与叙述在表达全书主旨及句式特点、修辞方法、篇幅比重上的差异 ,认为言辞是叙事的重中之重 ,是特殊方式的叙事 ,这对将言辞与叙事割裂开来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点醒 ;通过对言辞这一特殊叙事方式的研究 ,认为《左传》用言辞构制冲突、刻划人物、构建场面 ,用言辞表现人物的伦理性格 ,以言辞铺就戏剧性场面 ,形成了《左传》具有民族意味的叙事风格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