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论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的笔法

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时表达了三种叙述倾向,一是选择典型事件从社会运动大势的角度肯定吕不韦在秦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二是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宫闱一事,表达了道德批判的立场;三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吕不韦的形象,在充分肯定《吕氏春秋》的基础上,以价值评判为尺度表达了赞赏吕不韦的态度。吕不韦及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在秦国政治史中有特殊的意义。《吕氏春秋》通过介绍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秦统一关东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是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肯定了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在秦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在本传中,司马迁采用"互见法"重点叙述了吕不韦一生中的两件事。一是采取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奖励耕战;二是选拔和重用贤才,同时也对吕不韦的投机行为进行了批判。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陈江风“五德终始”理论导源于“五行”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而从其理论的应用与实践上看，却又十分混乱与玄奥，比如，同是一个夏禹，《吕氏春秋》所载五德终始体系记...     

从“圣人无父”到“帝王世系”—先秦秦汉感生神话评议

感生神话在先秦时期就面对"帝王世系"说的挑战,上博楚简《子羔》篇反映了儒家学者对德与天命的认识.汉代感生神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逐渐融入"帝王世系"说,反映了经今古文相融合的趋势.五德终始理论是这个时期感生神话制作的理论基础,在汉高祖感生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黔首”、“大酺”补释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更名民曰黔首,大酺。”黔首一词,旧解纷纭,或以为指劳动人民,以其常年劳作,肤色黑;或以为劳动人民以黑巾缠头。均非的解,不足征信。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秦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尚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红旗》1974年第8期)此说极精当。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     

水德与秦制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哲学形态,早在殷商时代就有阴阳和五材的观念,至于这些观念的起源一定更早得多。西周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就与政治发生了联系。《尚书·洪范》中说上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叫“洪范九畴”,其中第一类就是五行。西周末年,史伯和伯阳父的言论中,就用阴阳五行关系论述过政治兴亡。但是,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一个系统的历史观,是在战国末邹衍的学说中才出现的。邹衍(约前305——前240)“初以儒术干世”(《盐铁论·论儒》),后成为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历史学说五德终始说,是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观念。它以五德相胜关系说明王朝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斥“四人帮”在中国古代封王问题上的谬说

“四人邦”的御用文人罗思鼎、梁效之流,为了篡党夺权,挖空心思在中国古代史上寻找所渭的历史根据,在“复辟”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竟然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战国时期中国实行了封王爵的分封制,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并峙、七王对立的封建割据局面,就是封王制存在的证据;胡说什么秦始皇时期王绾、谆于越主张在部分地区封皇子和功臣为王,与项羽分封十八王,是儒家的反动路线,是“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的复辟路线(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红旗》1974年8期)。这真是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的“大发现”。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我们必须对“四人邦”的影射史学予以彻底清算。     

剥掉罗思鼎“史学权威”的画皮——驳斥《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的胡说八道

经过揭发,大家都已周知,罗思鼎的《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一文,是在接受了阶级异已分子、文痞姚文元下达的一道密令之后炮制出来的。姚文元的密令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请再组织一篇讲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侵略”,“法家爱国,儒家卖国。宋亡于地主阶级中尊孔派”。而在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出笼之后,却又被姚文元搁置了三四个月,才又和另一篇由罗思鼎捉刀代笔,借风庆轮远航事而大骂现代的“满脑子崇洋迷外”、“投降卖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黑文,以及同是出于这伙黑帮之手而署名池恒和宫效闻的两篇黑文,一并在同一期《红旗》上刊出,妄图借此而杜撰出一个从古到今,凡儒家皆卖国的所谓规律。当他们实在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典型的卖国主义的儒家时,就把一顶儒     

邓析、惠施、公孙龙思想初探——试论名法两家的思想关系,兼评罗思鼎战国末期名归于法的观点

罗思鼎在《红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评<吕氏春秋>》一文中,对名家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根据《尹文子》中“以名法治国”这句话,认为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另一个是认为到了战国末期,名法合流,出现了名家归于法家的新情况。对前者,准备另文专论宋钘、尹文的思想,指出宋、尹一派的“名家”不能说是法家的同盟军,这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神性的缺失与初步论证--汉初至汉武帝时期政权合法性问题

"论证汉家统治的合法性"是西汉代秦后急待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故以方士和儒生为主的西汉知识份子分别依据"五德终始论"和"天命论"两种论说方式从不同角度论证着这一问题,从而初步论证了汉初至汉武帝时期政权合法性问题.     

吹捧日寇的老投降派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刊登了张春桥的题为《济南》的一篇文章.张春桥站在日寇的反动立场上,以介绍济南市的地理、名胜为名,大肆吹嘘当时的济南"一切都变了","渐渐地好起来了",在"突飞猛进",而这一切变化,都是由于同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的结果,他说:"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惊奇说,这里的经济权大都操在日本帝国手里,那是一种胡说,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济南现在不都是日货吗?这便是'共存共荣'的结果.日本军队的忠魂碑不是建立在济南么?"事实证明,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无耻吹捧日本帝国主义,赞扬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孔丘何尝代理宰相——“四人邦”影射史学之一例

“四人邦”的反动舆论工具两校大批判组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居心险恶地抛出《孔丘其人》这篇黑文。他们为了奉行叛徒江青“批宰相”的黑旨意,配合“四人邦”另一反动喉舌罗思鼎《评<吕氏春秋>》大批宰相的叫嚣,编造了孔丘曾在鲁国代理宰相执掌大权的谎言。他们胡说什么“公元前五○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     

五行相胜框架下的四个帝德谱

古而有之的五行观念导致了以相胜为特征的五德终始说的产生,战国时代的齐人驺衍,是此种理论的集大成者。自战国至西汉前期,五德终始说一直是论证王朝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驺衍利用此理论,构建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尚未完成一轮五行循环的帝德谱。意欲证明本朝统治天下合乎天道的秦始皇接受了驺衍的理论,他以本朝为水德,从而使驺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五行循环。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也接纳了五德终始说,但德制前后有别。由高祖提出的汉为水德说获得了硕学张苍的论证,汉高祖—张苍版帝德谱意味着秦朝不在正统中。在文帝时代就已酝酿的德制变革,至武帝太初改制才获得了实现。武帝版帝德谱以汉为土德,恢复了秦朝的正统地位。这个帝德谱成为五行相胜框架下的最终定本,直到西汉末年新五德终始说产生后,才为新形式的帝德谱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