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野叟曝言》的创作人格

《野叟曝言》的“文格”与夏敬渠的创作人格有一致性，但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对《野叟曝言》的文本价值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导致夏敬渠“人格”与《野叟曝言》“文格”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视角不能简单化。     

《野叟曝言》杂论

夏敬渠《野叟曝言》塑造出超人、完人的文素臣获得的勋业及个人荣贵,是仙师中不得志的道学先生阴暗心灵的反映。作品中描写田有谋的段落,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假手刘、戴创造的《亚夫》剧,在对刘邦的处理上是集前人诮骂刘邦的集大成之笔。作者夏敬渠是一位满口讲仁义道德的道学家,和书中人物文素臣是二而为一的。《野叟曝言》之评,顺应作者笔锋,极力地为文素臣、水夫人唱赞歌,推销传统道学家观念。     

从文素臣形象设定看“素臣是孔子”

《野叟曝言》写文素臣身世、禀赋、名字等均有取于孔子,其形象设定为全书描写"素臣是孔子"的基础。"素臣是孔子"一是表明这一形象的塑造虽不免作者自身的影子与幻想在,但总体上是就孔子与孔子之道所作的演义;二是本书所写是就孔子当时作为素王不得行其道的翻案文章,乃为圣人得时有位平治天下的想象之辞,是清中叶世衰而又理学泛滥的产物;三是秦汉以降,孔子形象便不时以各种形式与面目入于小说,但以如此规模大书,写唯一中心人物而公然模拟影射于孔子,仅《野叟曝言》一书而已,从而这一人物形象独具一格。     

胡安国《春秋传》理欲观研究

胡安国对《春秋》的讲解和发挥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以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来解说《春秋》中的是非善恶冲突。他把《春秋》纳入理学的体系,立三纲以存天理,同时把＂攘夷＂提升到伸张天理的高度来认识,让人们在遵循封建礼仪道德的基础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理欲观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道德作了理论辩护。     

《牡丹亭》主题意蕴再探

在主题意蕴上,《牡丹亭》在以言情为主的爱情故事中,高度赞扬杜柳爱情具有个性解放精神的以情抗理追求。同时,在《牡丹亭》以政治为副的抗金故事中,又深刻批判了杜宝等思想僵化、御侮无策的正统理学之士。因此,对封建正统理学之士与正统理学之教的共同批判,方是《牡丹亭》主题意蕴的深刻性所在。     

论呂大鈞及《呂氏乡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封建官方学说的面貌,也使封建礼教发生了大的变化。宋以后,封建礼教逐渐礼仪化、民间化,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渗透,并与民间的风俗习惯融为一体,表现出明显与前代不同的特征,对社会各阶层的束缚作用也远远超过了前代。值得注意的是,理学礼仪规范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理学家,而是一个不十分著名的人物——吕大钧,他的《吕氏乡约》是宋明理学最早的有关人伦日用的礼仪规则。吕大钧及《吕氏乡约》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晚明爱情传奇中的情理冲突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 ,时风浸染 ,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 ,“三纲五常”的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 ,就不难发现 ,当时的传奇剧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与苦苦追求 ,己走到了绝境 ,那几乎是理学思想或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 ,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 ,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 :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 ,使其…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理想主义叙事贯穿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夜火车》是讨论徐则臣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时绕不过去的作品。陈木年这一理想主义人物并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陈木年的三个人生镜像,揭示了徐则臣早期小说中理想主义叙事的局限性;徐则臣只有克服和超越《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模式,他所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才能产生落地感。     

试论顾宪成的理学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末东林党首领、著名理学家顾宪成理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及其与管志道、钱渐菴论战的焦点。作者认为,顾宪成一方面反对腐恶势力,另一方面又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这种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使他最终未能突破旧理学思想的局限。并导致了东林党的历史悲剧。这说明,企图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理学作为救世的思想理论,是行不通的。 作者是我院历史系毕业硕士生,本文是其硕土论文《论顾宪成的理学思想》的摘要,指导教师是邱汉生教授。     

日本歌学的形成与魏晋六朝诗学

在日本歌学的形成过程中,魏晋六朝诗学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对和歌“三序”及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父子和歌理论与我国魏晋六朝诗歌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影响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略论曾巩的经济思想

曾巩是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除其有突出的文学成就外,他的经济思想也很丰富,涉及到节用、通商、社会救济、重农等诸多层面.曾巩的经济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湘学”论略

有关湘学研究,应当在澄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湘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学术概念,亦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同时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凝固的时间概念。从基本格调和核心内容上讲,它是理学,是湘中理学的特有称谓。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增添如文学、史学等新的内容。同时,湘学的发展与湘学研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湘学在湘学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其活的精神,仍然在火递薪传中展示着自己特有的思想瑰丽。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话本小说刊刻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比较少,朱子理学的底蕴深厚是重要原因。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作为阳明之学的修正学派,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并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王学左派长期讲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以江浙为主要集中地,并充满了世俗性与教化性。     

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

保巴是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蒙古族哲学家、思想家，其天道观、心性论直承两宋，又有所发挥，为理学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保巴的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视到：元代理学为了适应其自身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评

虚实关系是宋代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理学家曾以自己的实学对佛老的空虚观展开深入的批判。但在叶适眼中,理学之实实际是虚。叶适通过对《易传》文本的梳理和观点的重新阐释,否定《彖》、《象》以外其他各篇为孔子所作,认为从根本上支撑起理学理论的《易传》诸说,实际与佛老的专以心性为宗主走到了一起,从而泯灭了尧舜以来作为学术正途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的揭示和批评对实学和理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