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女性之悲歌——苔丝、爱玛、安娜"自杀"原由探析

笔者认为苔丝、爱玛、安娜"自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爱情的绝望是她们自杀的最直接原因;其次,她们自身带着沉重的罪恶感,一方面想从现实环境中逃脱出来,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既定的社会法则;最后,她们都生活在转型时期比较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各种社会因素交织成一张巨网,使她们围困其中而无法动弹。     

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看赫丝特与安娜

<红字>中的赫丝特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是世界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文学典型.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她们是以"夏娃"为原型的形象.但由于对两位作家产生影响的宗教流派不同,使其宗教内涵有所差异.同时又因为两位作家共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都通过两位女性形象对传统基督教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修正、批判和超越,殊途同归地走向了一条探索人性之道.     

鲍赛昂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之比较

鲍赛昂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她们都生活在社会新旧意识交替的时代。她们都不满于贵族社会的虚伪和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勇敢地冲破旧制度的樊笼释放真我个性,大胆地追求爱情和幸福,但她们生活的典型环境决定了她们必然毁灭的悲剧命运。她们的悲剧也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     

坦然面对与彻底绝望——王娇蕊与尤三姐情感历程之比较

文章通过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与《红楼梦》中尤三姐情感历程的比较分析,试图探讨张爱玲和曹雪芹对女性命运描述的异同。作品中,他们都揭示了女性在生存问题上对男性的依附性,都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同的是张爱玲从对女性主体的关照出发,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面对情感的坎坷,悲伤过后她们仍能坦然处之;而曹雪芹把造成女性命运的悲剧归因于封建制度,她们一旦失身,留给她们的只能是人格被彻底毁灭的绝望。     

你的信用被记录了吗?

一夜之间,"程先生"好像就出名了,中央台北京台加上晚报早报的,一个劲儿地报,因为"程先生"把农业银行告了。"程先生"就是我。告农业银行是因为他们给我算了花账。去年八月,我在办理信用卡时遭拒,经过查询发现,我有一笔49.5万元的汽车贷款,在还款过程中,有     

宝塔之尖与芥豆之微

老妪在我国古代文学典籍中是一个非常寂疏的角色领域.但在《红楼梦》这部旷世之作中,曹雪芹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圆润饱满、个性鲜明的老妇人形象——贾母与刘姥姥.这两个身处社会两端的智者老妪展示在同一个舞台上,演人生曲折,绎社会百态,共同领略她们的智情之歌,共同见证她们的世事学问.     

试论崔莺莺、杜丽娘、杨玉环之爱情意义

元明清三代戏剧代表之作《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都渲染了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她们爱情追求的方式和理由虽各具特色:崔莺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杜丽娘超越生死的爱情,杨玉环维系政治式的爱情,但她们于爱情追求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执著是同质的。她们情感追求之热烈,行为表达之大胆,个人意识之独立是旷古罕见的。她们对传统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发出了强有力的冲击,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个人意识觉醒的反映,这是她们爱情意义之所在。     

中国侠客与西方骑士之比较

中国的侠客与西方的骑士在东西方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各放异彩,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尚武的、英雄的、利他的文化,同时又各有不同。他们一个是"以武犯禁"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一个是笃信上帝的卫道士;一个是受尽打压的民间义士,一个是万众敬仰的王公贵族。因此他们在精神准则、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上均存在重大差异。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试论丁玲与张爱玲“女性意识”之异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在现代女性作家群里，有两位姣姣者。她们都是二十岁出头便登上文坛，并以其全新的风格一鸣惊人，引起文坛巨大的震动，造就了作家的文学创作领域各自的神话和传奇。她们便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二玲”：丁玲、张爱玲。单就丁玲、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而言，值得思考、颇有言说价值的方面很多，本文试图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她们对女性意识的把握，发掘显现于她们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之异同。也许，仅用“女性文学”之界定是无法涵盖和包融“二玲”全部文学创作及其意义，但她们既同属女人，各自的身份、经历、思想、感情都很…     

高雄散记

我于1998年1至3月因为《湖北省博物馆藏品精华展》随展之故,在高雄市呆了两个多月,其间目之所及,心之所感,有非一言所可尽者,谨录当时日记六则,以代观感。一月 五日。(我们的展览是个流动展览,1997年底先在台北鸿禧美术馆展出。)接连三天的拆展,到昨天终于结束了。今天要到高雄去,却又下起雨来。记得行前太太在我的行李箱上戏书"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不想一语成谶。在台北四天,竟是一日晴,三日雨。同伴们都说"曾老头子这次又显灵了"。原来曾侯乙墓     

李清照与秋瑾悲剧人生之比较

李清照与秋瑾分别生活于宋、清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她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养和超凡的才艺,都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相似的审美情趣。虽然她们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但她们人生悲剧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李清照是哀婉的秀美,秋瑾是崇高的壮美。究其原因在于她们的个人精神支柱和彼此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     

曹七巧与王琦瑶之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同为海派作家,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堪称20世纪女性着墨世俗人生的"上海书写"的两次高潮的典范,但二者又存在着某些差异。她们在其代表作《金锁记》《长恨歌》中分别塑造了曹七巧和王琦瑶两个形象,她们作为世俗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有着类似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悲剧有其必然性。但两个主人公在爱情观、金钱观、性格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芳香之旅行 当我想起你

"不用香水的女人,是没有前途的女人。"可可·夏奈尔的这句名言,颇有替自己产品打广告的意思,因为她是制造香水的人,虽然因她的善念挽救了多少年华渐老的女性,又让无数青春爆棚的女孩美美地做着她们的"叛逆"之梦。与此匹配的另一名言是送给男人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看就是励志的口号,不会有人误以为是征兵打战的宣传。     

传统性别模式的阴阳之道

中国传统的性别关系模式,是社会性别制度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由一种男女共同认同的思想文化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最具阐释力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女性非但不是被排斥和敌视的对象,反而是那些具先知力的文化圣哲们构建的宇宙、人间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元。女性一方面也像男性一样被天命所笼罩,把自己低微的地位、卑贱身份和所遭受的不幸都归结为命运;另一方面,在阴阳之道强有力的解释中她们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又使她们哑口无言。     

执政道德的两个维度: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

执政道德可以从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两个方面来理解。道不同于德,立党之"道"就是政党追求的一种根本性价值目标、理念。任何政党都有自己所求之"道",惟"道"之具体形式不同。为政之"德"则是政党理念的现实化,即一个政党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中西方社会政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它们在治理方式上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含笑的罂粟——尹雪艳和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和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是两个著名的文学形象.她们都美艳照人,且又带着狠毒和残忍;她们都是明显的自恋主义者,但是个人实现不尽相同.两人之间的差异可通过一动一静,一显一隐表现出来.     

创作之源&#183;女性&#183;“如此父亲”——蒲松龄与莫泊桑比较二、三题

蒲松龄与莫泊桑作为中西短篇小说之王与巨匠,都是高产作家,然其创作之源不同,蒲松龄靠的是想象的天份,而莫泊桑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实践的联系则格外密切;他们都非常关注女性,然而他们笔下的女性世界迥然不同,一为"花妖狐魅",一为人间女子;他们都写了一些有关"如此父亲"及其"孽果"———弃儿、私生子的短篇佳作,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恋物女子

她生命中的男人似乎都是更多地属于外面的世界，家只是他们的港湾。 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常出差，母亲料理家庭里的全部，照顾她和两个姐姐。 父亲只要出差回来，一定给母亲和她们姐妹仨带礼物，有时哪怕只是一人一双丝袜，也会让盼归的她们欣喜。那时候在她的生活中，有一种没有具体时间但是却可以命名的节日。那就是“盼望父亲回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