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文化条件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一是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化”思潮;二是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科学认识。这两个基本方面从不同角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时期,积累了许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其主要之点有: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在斗争中推向前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普遍而深入的思想整风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提.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宝贵经验,不仅对于深刻理解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具有意义,而且对于科学认识和大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其启迪.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方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核心理论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给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法律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探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律文化建设根植于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传承。马克思主义法制观念的中国化、苏联革命成功后法制建设的经验、自近代开始从西方传入的法律思想、孙中山先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之后国民党政府法制建设的有益尝试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都构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律文化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阐释与反思:当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诸问题

当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从总体上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基于此,相关研究应从理论反思的角度,结合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具体经验,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背景、基本内容、理论价值、实践意义等做出深入系统的总结,由此寻找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最终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为全球化语境下文艺理论知识生产与整合提供必要借鉴.     

延安时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抗战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等诸多因素推动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毛泽东准确概括了大众化的基本要求是民族化、简约化、时代化,并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满足群众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利用传播媒体等实现路径推动大众化。重视大众化在中国化中的作用,适时转换大众化的任务、内容和话语表达,构建全方位的大众化工作大格局,是毛泽东大众化探索的当代价值所在。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和奠基人.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科学的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且正确阐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和原则,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完整科学的体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治,建立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法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观的基本立场.提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发展的最新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力量之源.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战略构想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课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各种制度。考察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传承和发展的阶段表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提出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战略构想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法制设计,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以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为背景,运用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时期,毛泽东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领导全党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积累了许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与时俱进不断开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总结这些重要的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更好地做好今后的工作,走好今后的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