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价值取向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其价值取向不仅在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依据和指针，更在于确认和规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化的途径。具体地说，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价值取向突出表现在确认和规范社会主义法制的自身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的性价值以及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促使其现实化的具体途径上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完整科学的体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治,建立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法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观的基本立场.提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发展的最新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力量之源.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初探

延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逐步形成与成熟。新民主主义政权与政治理论是其核心内容,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倡导法律的人民性是其基本宗旨与核心价值,坚持将马克思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相结合是其实现的基本途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保证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性。但是,由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没能和陕甘宁边区传统法制文化形成有机的契合,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贡献

李达运用朴实化的语言,翻译和著述马克思主义法学有关的文章,他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许多贡献,他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开创者,因为他不论是讲授法学课程,还是在法学著述中,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而作.他在法学研究的很多方法以及他的一些提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构建仍有指导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广东实践——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习近平法治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它带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品格,是一个具有显著中国风格的法治理论体系,是广东省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行动指南,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纲领.     

《人本法律观研究》评述

法学的发展需要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与体系。当代中国的法学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积极研究中国法学发展中的问题，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人本法律观的提出与深化，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以人为本思想得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专家学者的响应。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终级目标中看到,以人为本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应有之义;应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更应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政治层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律思想,还应从学术层面来探究其理论体系、结构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差异性也不应忽视。     

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南——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法制建设论述的体会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在法学方面有许多光辉论述,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理论,发展了我国独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学思想,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运用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对于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学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我国新法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 ,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研究李达的法学著述 ,领会其思想精华 ,掌握其基本特点 ,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法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是法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深刻揭示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和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了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特别是同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立足中国国情而形成的崭新理论体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取得了光辉成就。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     

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特点

邓小平针对中国民主法制实际状况,将法制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将其看成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大局的关键性工作.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善于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运用到法制的具体实践建设中,使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卓越成效.这些辩证方法主要包括两点论和过程论.     

论法律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面对一种法学理论,我们要研究其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必然要对这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本土化应用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解.本文正是基于此目的,以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兴起为起点,分析了法律经济学在我国运用时应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相区别以及注意其理论本身的缺陷,最后以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为落脚点,分别论述了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立法、司法、法学研究及法学教育方面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及其对中国法律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国家理论、权力配制方面有丰富的论述,对中国法律思想有许多深重的影响。研究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纪之交正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根据建国50年来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实现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风格个性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     

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研究

儒家法律文化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演化和社会积淀,以非传统的表现形式寄寓于我国现代社会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实践于中国法治社会的承接力量,也是现代民间法形成的重要渊源。儒家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本土化开辟了人文法治的道路,因此深刻挖掘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论法治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仍然存在,这决定了法治文明当代发展的必要性。与其他精神成果相比法治文明以其“理性”话语体系为国家秩序的运行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是人类能够共享的理论成果,为促进纠纷合理解决,保持社会长久和平提供了可行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法治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法制文学的评论和批评

中国法制文学批评是法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文学的批评标准仍然要坚持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而政治第一指的是法制的精神、思想、原则与道德，而不是口号。艺术标准要体现法制文学特有的完整性、规范性与实践性。科学的批评与评论才能更好地繁荣法制文学创作，推动法制和法的进程。对文学界的法制文学创作更要通过批评，以促进发展。     

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法制思想。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