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小说观念之间——胡应麟的小说研究述评

胡应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明嘉靖三十年(1551)生于兰溪。尝自号少室山人,已而慕其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号曰“石羊生”,又号曰芙蓉峰客、壁观子等。少早慧,万历四年举于乡,屡试不中,遂以诗名,与王世贞、王世懋相友善,和汤显祖、汪士禛等人也都有一定交往。王世贞对他的诗评价很高,把他列入“末五子”。他也是明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所著《诗薮》是明代诗论中的重要著作。胡应麟还是明代有数几个可以与杨慎并列的学问家,《四库提要》称他为“读书种子”。     

论胡应麟的元诗观

胡应麟在其诗论著作《诗薮》中对元诗有其独特的评价,这种诗论主张既受到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也反映出他的评诗标准.本文将从对胡应麟评价各体元诗的具体分析,以及他对元诗和宋诗的比较,来进一步了解胡应麟的元诗观.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王世贞《州山人续稿》成书、版本考

王世贞的著述主要分布在史部和集部,《弇山堂别集》、《弇州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为王世贞作品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弇州山人续稿》卷数最多,刊刻时间最晚,在王世贞作品中地位最重。考察《弇州山人续稿》的成书、版本是王世贞全集整理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王世贞去世前已将《弇州山人续稿》整理完毕,却因经济拮据而未能刊刻,后来因王氏子弟管护不善,至万历二十七年刊印时,《弇州山人续稿》已散佚二十余卷,后来又发现十一卷,遂补刻为《附集》。《弇州山人续稿》有明抄本、明刻本、清抄本,明刻本又分初印本、后印本。《弇州山人续稿》版本复杂,卷帙浩繁,成于多人之手,有重收、散佚、校勘错误等情况。
      

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

一、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宇元瑞,浙江兰溪人。生卒年不详。明万历丙子(1576)中举,他的著作《少室山房笔丛》的《三坟补逸》序作于万历甲申(1584),《经籍会通》序作于万历己丑秋(1589),《玉壶遐览》序作于万历壬辰仲冬(1592),可知是活动于万历年间的作家。他与焦竑、杨慎、陈耀文齐名,是万历四大博学家之一。诗文得王世贞赏识,并得到王的提携成名。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等称“末五子”。著作集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     

辨伪与造伪并存——《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四部正讹》是明代辨伪学最闪耀的成果,但在其成书前,明代辨伪学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丰坊的以伪证伪,杨慎、王世贞等辨伪的同时又造伪。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学者的好奇炫博,有商家的牟利,特别是面对经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运动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而《四部正讹》的成书,不仅是胡应麟个人文献辨伪经验的总结,还在于能合理地吸收此前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     

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

一、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字元瑞,浙江兰溪人。生卒年不详。明万历丙子(1576)中举,他的著作《少室山房笔丛》的《三坟补逸》序作于万历甲申(1584),《经籍会通》序作于万历己丑秋(1589),《玉壶遐览》序作于万历壬辰仲冬(1592),可知是活动于万历年间的作家。他与焦竑、杨慎、陈耀文齐名,是万历四大博学家之一。诗文得王世贞赏识,并得到王的提携成名。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等称“末五子”。著作集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又《续稿》十五卷。另有笔记杂著《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流传于世。传记附《明     

《诗薮》撰年考

《诗薮》的撰年问题一直为学界忽视,本文在考察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后得出以下结论:1584年左右,胡应麟已经开始了《诗薮》的写作,《诗薮》文本最终完成于1589年,《诗薮》最初版本的刊刻完成于1590年。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平而实 征而信——评钱汝平著《萧衍研究》

南朝文坛,文学名家风起云涌,而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举足轻重。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充分肯定萧梁父子的文章之美与著作之盛。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进一步认为：＂古今人主才美之盛,盖无如梁武者。阴阳、算历、弈射、琴书,靡不冠代。而赋诗、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

明代中后期文坛巨匠王世贞在倡导文学复古运动的同时,还对当时的儒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凭借渊博的学识,王世贞积极探寻儒家经典本源,指出了宋儒在解经、证史时所存在的种种“支离割强”之处,并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呈现出回归孔孟原始儒学的倾向。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胡适文学思想中的跨学科视角

胡适文学思想研究,是"胡适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胡适文学思想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对其整体性特征与研究范式意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把胡适文学思想放在胡适思想的哲学背景中,从胡适治学的跨学科角度,探讨其文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一个新的尝试。     

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

清初诗人王士禛任扬州推官的五年,是他毕生政治、文学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在这五年中,他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社会地位和文学才能,积极地结交在当时拥有舆论影响力的江南遗民群体。除了频繁地在扬州举行歌咏宴集外,还借公务之便拜访、结识苏、常二府和金陵的遗民诗人,以“布衣交”赢得遗民群体的普遍赞赏。通过出版、批评和提携后进,他逐步树立起文坛领袖的形象,为日后雄踞文坛盟主的地位积累了必要的声望。     

冯沅君和她的词学研究

作为20世纪河南唐河的名门之女，冯沅君的前半生是非常幸运的。她在小说创作方面受到过鲁迅的器重，在词曲研究方面受到过王国维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受到过胡适的指导。她的《中国诗史》第三卷，建立了独一无二的词史体例；她的不存好恶于心的词史研究，使得她在唐宋词人的评价方面，比王国维和胡适更客观，也更准确。     

神韵说的清远冲淡的美学要求

清远冲淡是神韵说的美学要求。清远就是清淡幽远的意境,就是清幽绝俗的艺术形象。冲淡就是淡雅、恬淡的意境和澹泊自处的生活态度。王士礻真标举清远冲淡,在创作上是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为依归的。清远冲淡的诗风是王士礻真等清初士人复杂心理的体现。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论胡风的古代文学批评

在胡风的著述中很难发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学理性的宏观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就整体而言没有进入胡风的批评视野。当然这不能否认他对少数作品的批评,尤其他对《红楼梦》《水浒传》的批评值得关注。这些批评意见有的确乎发人深省,有的则未必妥当。这些意见和看法隐含着胡风对世界文学经验的重视,既是其理论个性使然,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致。     

与历史博弈：“扩大会议”时期的胡适

＂人权运动＂时期,胡适制定约法的主张与汪精卫关于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不谋而合。1930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让胡适看到了在中国实践＂宪政＂的希望。为促进中国民主主义的实现,他参与南北之间的政治博弈。胡适的目的是站在党外的政治立场上,促成＂一个政府＂的实现,不希望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积极促成约法起草,给蒋介石集团造成舆论压力,尽快实现民主政治。虽然最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胡适借助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机会,进一步宣扬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