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明朝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述略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机构的设置贯彻了“集权于上，分权于下”的原则。故而明朝在中央不设专门负责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有关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概由皇帝亲自决定，具体的民族事分则分别交给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职能机构来处理，本文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明代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原则，参与民族事务管理的各种机构的设置、沿革、职权与作用，作了研究与论述。     

“委托—代理”视角下建立军民融合管理机构的思考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分析了当前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管理机构数量多、关系复杂,整合难度大,职能不清,管理范围不明确等问题,追寻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委托—代理”链杂长且缺乏有效监督管理、关系指向模糊、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中央—地方”的两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明确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中相关主体及其职责权限,并完善相关约束与监督机制。     

宋朝中央官学教官的聘任与考核活动

宋朝中央官学是宋朝士子向往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太学是宋朝中央官学的典型代表,国子监是代表朝廷管理中央官学的核心机构,为朝廷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太学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宋朝中央官学教育的顺利开展,得益于一支道德高尚、学养丰富、管理有方的教官队伍,教官的选聘具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按不同类别和职级进行分类管理,同时还要进行严格的道德素养和教学业绩考核,旨在优化教官队伍结构、提高教官素质,促使其尽心尽力地施教与管理。     

封建社会农业管理机构设置及课考制度探析

我国在北齐时改卿为寺,中央官署名称与官名首次分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机构。农业管理机构也随之形成,并在各朝代得到了完善,管理功能逐步充实,并制定了对农业管理机构和官员考核的标准,为现代农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试论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粮仓管理体系

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粮仓管理部门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它按行政区划分为中央粮仓和州粮仓,其管理机构主要有财务机构、档案保管机构、供应机构和劳工管理机构。在当时货币没有出现的背景下,粮食是古埃及用以支付税收和工资的主要物品,因此,对粮仓的有效管理,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近代云南行政体制的演变脉络

清末以来云南行政体制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演变脉络为政府行政机构趋向专门化,社会管理机构逐渐增多,管理职能不断强化,并在地方自治模式下,开始了基层社会组织化网络的构建.     

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积淀了在社会历史发展从初级到较高阶段人类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城市选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管理制度逐渐演变,形成城市专门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宋代都城的都厢、辽金元都城的警巡院及地方城市的录事司、司候司与明清北京的五城等建制城市。建制城市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和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形成拥有不同职能地位、不同等级规模、名称不同的古代建制城市体系,与州县行政建制平行隶属于上一级行政建制,与今天建制城市有某种相似性,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     

宋代的摄官县令

由于种种原因,宋代有些县中缺乏县令,而由摄官代行县政。其中有一县中不设置县令处,县丞、主簿、县尉、监当官、馆阁及立朝知名人士兼摄县令;有广南难觅正官处吏人的权摄;有县令被按核,临时选官代行县政;有战争年代军人占据县阙;有从临县选差县佐官权摄。宋代士大夫对摄官多抱否定态度,尤其对吏人权摄。但由于现实的需要,摄官在宋代并未完全废除。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

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主要差别 :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 ,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 ,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与反复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只一个 ,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 ,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论陶弼在广西的诗歌创作

宋人陶弼在广西任地方官长达二十余年,颇有政绩,其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军旅生活,反映了他向往文治的思想,体现了地方官的责任感和自省精神,流露了思乡之情,更描绘了广西的自然风光,记录了独特的地方民族风情,这些诗歌在广西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沿海制置司考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为防御金人从海上偷袭,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沿海制置司最初只有一个官署,其后分为浙东沿海制置司和浙西沿海制置司,分别驻在平江府许浦镇和明州定海县,两司废置不常,最后只有浙东沿海制置司保留了下来.沿海制置使例由所在地守令兼,其日常工作由副使负责,因其军事性质,副使通常为武职担任.沿海制置司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部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民政的色彩越来越浓.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

南宋中后期,地方行政机构中同级或上下级机构的长官互相兼职日渐增多,这种非制度层面的"隐性"因素,导致真实的地方行政权力分配格局偏离条文所显示的理想格局,行政权力由底层的县向中、上层的州、路和制置司、总领所集中。若将中、上层级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其内部又出现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合并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种"隐性"因素的推动,使得南宋时期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日益不利于中央集权。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从杨瑞云撰《重修陆丞相祠碑记》谈陆秀夫精神

陆秀夫,楚州盐城人,南宋末年丞相,崖山海战为元军所败,负幼帝投海而亡。杨瑞云,生于陆秀夫投海的崖山海边,深受陆秀夫事迹的影响和陆秀夫精神的感召。万历年间任盐城知县,以陆秀夫精神为楷模,极有建树,并重修陆公祠,作碑记抒发感慨,高度赞扬陆秀夫的临危壮举和崇高气节。陆秀夫事迹透射出来的是中国古代优秀文人至高的精神追求,是盐城乃至中华民族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代表,每当民族危亡和国家建树的关键时刻陆秀夫精神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陆秀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仍不断激励着后来人。     

宋代官营造船场的运作

宋代官营船场的建立受自然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官营船场北少南多的分布格局.船场的运作从船场建立、物料和经费筹措、人员配置到生产任务的完成,形成由皇帝、中央机构、主管机构、州县、监官组成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并且分布在地方的其他机构对主管机构具有监督职能,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