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1977-2008)——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愈演愈烈。本文使用CGSS 2008数据,基于梅尔模型,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演进过程,结果发现,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两个阶段,而由后者产生的不平等尤为严重。继而,本文对中学阶段升学过程展开专门分析,发现在“课外补习班市场”发育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城镇子弟,正是这类高中候选人与同样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农村子弟在市场转型后升学机会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在后续高中升大学阶段,虽然高等教育规模一再扩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本文还发现,就读于重点中学的城乡子弟间升学机会的不平等并未在市场化后显著增大,因而,本文认为,重点中学制度不应为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负责。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

“富农”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以阶级进路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概念,也是土地革命历史进程中政策争论与变动的焦点所在,同时更是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应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危机的关键枢纽。本文认为,富农概念在具体的革命场景中具有下述意涵：其一,它经历了从理论概念到革命实践中斗争对象的转化;其二,它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演变成“富农路线”问题;其三,以“富农”等概念为基础的分田策略又是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上述维度共同形塑了革命的动力机制。本文在详细梳理多种类型史料的基础上,呈现这一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释“富农问题”作为革命动力机制的内在逻辑与社会过程。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

高等教育的扩张大大缩小了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年轻一代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研究高等教育横向分层维度对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尤为必要。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从大学专业隔离的角度入手,分析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分析发现,首都高校存在明显的专业性别隔离：女生更多地集中在文学、历史、艺术等专业,而男生更多地集中在理工科类专业。大学专业对毕业后个体能否进入男性主导职业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男性,女性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更低,在控制了专业后,这一差异显著降低。非线性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若男女在专业分布上没有差异,不同性别群体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差异会减少40%～50%。该发现对理解城市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下，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到2012年追踪个案的数据，通过对农村学生小学至初中毕业升学历程的回溯，建立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辍学模型”和基于Logistic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升学模型”，发现家庭背景始终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撤点并校”刚开始执行的年份，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反而有所降低，家庭背景在“撤点并校”后对于子女的入学几率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教育上“主动投入”，而这种家庭层面对于政策的回应使政策的影响效果被削弱或者推迟，从宏观上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在教育层面上的再生产机制是每个家庭在制度驱动下做出选择的结果。     

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 “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逆差序格局”的产生是因为“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系”双方的利益时，“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就会加剧，冲突性就会显现。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基于对在成都市同性恋社区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等“同志”商业性场所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视角,探讨了在目前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推动下,作为新的“差异空间”的“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同性恋问题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并赢得了新的社会合法性。虽然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压制,但“同志”人群公共空间的拓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革命所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这些商业性场所是“同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城市“社区性”量表构建研究

在当代社区研究中,“共同体”社区是否存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而在于“以哪种形式存在”。本文提出了以“社区性”这一概念来描述一个社区的“共同体”特性。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一个量表来测量“社区性”,以上海市社区调查的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又使用该量表将上海市的社区划分为六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社区的特性。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体制分割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差异

在混合经济形态下,“市场”与“再分配”权力之间的良性制衡的关系尚未形成,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表现出层叠效应。对住房不平等的经验分析表明,当前（住房市场化时期）的住房不平等状况很大一部分是由房改前的住房分配过程和住房私有化改革过程导致的,社会成员越是接近体制的核心部门,其住房优势就越突出。这一经验研究发现表明,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使得根植于体制分割的社会不平等在尚未充分消退的同时,改革之前导致社会差异形成的体制分割因素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于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且有可能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叠加于源自于市场的社会不平等,甚至经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延续并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