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之余论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采访西北。范长江自己后来说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范长江"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范长江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记者"。事实上,范长江西北行时正处于思想立场的剧烈转型期,尚未最后定型,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自1934年7月起先后有5路红军长征,它们长征的起点不同、过程不同、到达陕北的时间不同,因此范长江西北行的目的不可能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范长江在西北行中基本没有接触到红军,他对红军的报道并不完全真实。1935年7月才赴西北采访的范长江也不可能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现有史料证明,陈云才是正面报道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在塞上行中,见到了一批我党高层人士,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使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自此才彻底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另一新闻巨子邹韬奋与范长江的思想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对范长江早期思想的研究中,要敢于正视和承认范长江西北采访前后存在着思想弱点,不应为尊者隐、为尊者讳,实事求是是研究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红军长征途中群众教育的历史考察

长征时期,红军在艰苦的征途中,因地制宜,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坚持对部队战士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对沿途群众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红军宗旨教育,有效地团结了队伍,争取了民众,保障了长征的胜利。红军长征中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在历史意义层面还是在实践经验层面,都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温长征精神 推进伟大事业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创举,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今天,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红军的光辉业绩,重温长征精神,并以之激励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努力奋斗,是很有意义的。一、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坚定信念和奋勇拼搏精神的胜利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的惟一建军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政治工作,使红军广大官兵牢固树立为人民打仗的信念。在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抱定这一信念,一心一意为全国工…     

红军长征与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探索

本文认为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机智斗争并取得胜利,是红军长征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在实践上的宝贵探索。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时期积累的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长征精神铸就走好新长征路的坚定自信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对理想信仰的坚信、对革命道路的自信、对创立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自信、对跟党走的自信。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路,是当年红军长征的继续,弘扬长征精神,能够使我们夯实走好新长征路的道路自信根基,坚定理论自信指引,强化制度自信保障,厚植文化自信力量,坚定跟党走的自信。     

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目的论析

范长江西北采访是否存在“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见。争论关系到对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的评价问题。在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所形成的新闻文本中,有大量的对其新闻目的直接表述的文字,足证这一新闻目的的存在。否定论者提出的几个论据及其论证,都缺少推翻这一新闻目的存在的说服力。     

论红军长征中的统战工作

本文论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有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不仅使红军减少了伤亡，反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特别是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为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整整70周年了。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在甘肃会宁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它不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了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使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而且在这场远征中产生出来的伟大精神——长征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丰碑上和全国人民的心里。回顾革命历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和总结…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是响彻云霄的惊雷,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铭记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缅怀红军英烈,弘扬长征精神,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我是80年前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在陕甘会师时,在陕北出生的红军娃、延安娃。今年的纪念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就是我的命、我的脊梁。     

遵义会议──红军长征胜利的起点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转折的关键会议。它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是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的起点。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