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耿宁对阳明后学的诠释与评价

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致”良知与“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点

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王阳明《大学问》的仁学建构

对于阳明《大学问》,学界主要从万物一体、大人之学、格物致知以及致良知等角度展开诠释,实际上这些考察的视角均涵摄于阳明晚年的仁学思想建构。阳明在反思宋儒及明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基础上,以万物一体之仁为核心理念,熔铸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生最为重要的学问理念,建构了融义理与工夫为一个完整体系的仁学思想。这可视为阳明晚年思想的新动向,也可视为儒家仁学思想在明代的新开展。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论阳明心学的人格理想

成人之道即如何培养理想人格一直是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通过对王阳明良知说及致良知说的逻辑考察，从本体、工夫及境界诸方面阐述了阳明心学的人格理想：王阳明以内在于个体的天赋良知为圣人气象的内在根据，而致良知即理想人格的培养既是个为圣之学，也是一个＂成己＂的过程，从而注意到德性培养中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上，阳明站在儒家＂有我＂的立场上充分吸收了佛老＂无我＂的生存智慧，并进一步将＂自得＂规定为有无合一的人格理想境界之心理特征．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论爱因斯坦自由的人类良心

爱因斯坦自由的人类良心发源于对道德宗教的信仰，在对宇宙宗教上帝的信仰中达到人类良心的高度，在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中达到良心自由的境界。而目前，学术界对爱因斯坦良心概念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亟待挖掘。爱因斯坦自由的人类良心具有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合乎逻辑地导向社会主义、促进国家法律改革和完善、实现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有机统一等积极意义。爱因斯坦自由的人类良心也存在着在残暴专制的国家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离开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滋养难以形成和存在，以及具有任性或随意性因素等局限性。      

王阳明“大人”思想及四个陷阱

王阳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大人”之学也是良知之学。“大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道德论上都有其高明之处。有“大人”就有小人,孔孟的大小之辨是在道术分离的前提下提出的,相对宽容一些;阳明的大小之辨是在道一统前提下展开的,比较严格。阳明的大小之辨在严格的同时还有自我颠覆的倾向,这就使其保持着开放性。最后将揭示“大人”之学隐含的四个陷阱:没有良好制度保证的良知“大人”,将是空中楼阁;良知心学不是现代自由主义,不能带来现代的自由平等;对良知“大人”的不当追求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大小之对立会人为地制造分裂和敌对。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     

论心学对“良知自由”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中国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良知自由。良知自由富于伦理意义而对政治自由缺少自觉意识。明朝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一种反动,在道德主体的觉醒意义上复兴了传统的良知自由思想。之后,李贽追问了私人利益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将政治事务从僵化的儒家伦理评判中解脱出来,肯定政治统一与秩序稳定的首要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简单执一的良知标准,承认个人合理的私利欲求和不同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由思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自由的思想因素。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