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与华洋民商诉讼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是晚清中国一种特殊的司法建构,其对华洋民商讼案的理处在很大程度上适用西方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原则。但存在着诸多惰性因素,如缺乏一部可以参照适用的法典、中西司法人员司法素养欠佳、以及审判过程受制于西方强势外交,等等。此外,其理案实践还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审判过程极富调解"息讼"之色彩;二是华民诉讼地位之困危及中国承谳官员判决风险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审判中"尊洋抑华"裁决的大量出现。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管理及其启示

晚清上海是近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先行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辖区内的交通管理更是反映了这一先行过程。工部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培养了华人的规则和法制意识。     

我国刑罚模糊裁量的弊病与对策研究

我国刑罚模糊裁量方法(即传统的综合估量的量刑方法)导致我国刑事审判长期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重经验判断轻理性决策、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的弱点,导致相同案件因法官不同而量刑轻重悬殊的形式上"合法而不合理"以及在量刑的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象,从而引发量刑擅断、司法腐败.在刑罚模糊裁量引入模糊集合中隶属度函数的方法,可结合具体案件,把模糊的量刑情节和法定刑幅度数值化,从而为法官断案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相对客观的量刑参考,减少由于个人因素对断案带来的偏差.     

罚金刑适用问题探析

罚金刑作为刑罚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刑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罚金刑逐渐取代自由刑的总的趋势下,怎样最大限度地合理适用罚金刑,成为我国刑法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从另一方面讲,我国的罚金刑制度无论从立法、司法还是理论研究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而,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很有必要。     

关于量刑平衡的思考

一、量刑不平衡的现状及成因量刑平衡是实现置刑均衡、抑制罪刑冲突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刑事法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从目前的现状看，我国审判实践巾’；规不平衡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某种行为在这一地区认为是犯罪，在另一地区则认为处不犯罪；这个时期认为某种行为构成轻罪，另一时期则认为该种行为构成重W：犯罪性质相同，量刑情节类似的案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甚至不同审判人员之间，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却相差悬殊。刑事审判中日趋严重的量刑不平衡问题及其所产生的负效应…     

我国行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检视与调适

行贿犯罪是我国当下腐败犯罪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关系到我国反腐败的现实效果。检视我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犯罪的规定,行贿犯罪刑事法网不严密、定罪量刑标准不合理、刑罚配置不科学。基于当下我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借鉴域外行贿犯罪的有益立法,为进一步完善行贿罪的刑事法制,我国有必要增设"为利用影响力行贿罪",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适时调整定罪量刑标准,取消"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素限制、扩大行贿的对象范围、扩展行贿的行为方式;科学配置行贿罪的刑罚,进一步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完善特别自首制度。     

我国海峡两岸罚金刑的比较研究——兼谈大陆罚金刑的立法完善

罚金刑是指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两岸现行刑法虽然都把罚金刑作为刑罚的种类之一,且其内容也不乏共同之处,但罚金刑在两岸刑法中的地位、适用范围、数额、执行措施等方面,又存在差异。本文试图从法律文化渊源的角度就上述几方面对两岸罚金刑加以比较研究,区别异同,探讨二者立法上的得失,为完善大陆的罚金刑制度提供一点立法建议。     

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看罚金刑的适用——以2019年内蒙古非法占用林地案件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对罚金刑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之后,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更加广泛,罚金数额如何确定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基于对2019年内蒙古348个非法占用林地案件的研究分析表明,占用林地案件普遍存在适用缓刑较多、判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大、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量刑标准各异等问题。针对量刑标准缺失、法官自由裁量时倾向不同的司法现状,提出可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来分位阶细化无限额罚金刑量刑标准,结合辅助性措施来合理适用缓刑。     

我国刑罚体系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的刑罚体系经历了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当代刑罚,直至发展到现代刑罚。整个刑罚历史呈现出由残暴、落后朝着慎刑、文明的轻刑化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刑罚体系而言,我国当前适用的刑罚体系在诸多方面仍表现出了重刑色彩。为实现刑罚的轻缓化,需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升罚金刑的刑罚地位,并进一步完善资格刑的内容。除此之外,司法上的重视和重刑观念的转变则是刑罚轻缓化的最有效途径。实现刑罚轻缓化,应当做到司法先行,立法跟进。     

试论清末十年金融市场之嬗变

清末十年期间,清政府每年须时外偿付巨额借赔款,导致内地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外商银行手中.巨额银两的流动,既使国内金融市场银两流通量日趋匮乏.金融基础愈发脆弱;又增强了外商银行操控金融市场的实力.由于外商银行蓄意操纵或临阵收缩,加之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清末金融市场爆发了教次风潮;同时也正是因为外商银行拥资自重,厚此薄彼及牟利操纵等,又造成了上海金融市场具有一些异常复杂的变化特征.巨额银两流入外商银行与清末金融市场变迁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恶性关系.     

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叙述的主要是外乡人情迷洋场花界的故事。诱惑与吞噬，是外乡人与上海租界空间的关系的命意所在；寻找与滞留、拯救与陷入的故事延展，进一步表明上海对乡下人的捕获与掌控。上海租界的城市景观与消费娱乐空间，诱导、鼓励着外乡人享受繁华的欲望，使其沉沦，蜕变成远离乡村原则的“上海人”。与此同时，原来乡间培养起来的邻里亲属情谊，很快土崩瓦解。上海的妓院是爱情的冒险场，是危险的愉悦空间，这里的情感模式脱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供租用的女人”所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感情让晚清子弟感受到了恋爱的高峰体验。不过，上海花界的感情关系属于错位的爱情。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语言变革：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先导

晚清戏曲改良是晚清社会、文化环境和中国传统戏曲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时代的进步需要产生一种更能表现时代思潮的新的戏剧形式,但因为外来戏剧此时还没有真正在中国产生直接的冲击,因此,这场应时而生的戏曲改良运动只能在旧瓶里造新酒,提升戏曲的意义,扩大戏曲的题材,放宽曲律的限制,而其中尤以戏曲语言的变革最能代表这一改良运动的实绩和局限,最能说明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过渡的复杂性、矛盾性。     

近代中国公共租界比较研究

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开辟了两个公共租界,即上海公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建立之初,在土地章程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蓝本,两个公共租界因而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个公共租界在租界的拓展、租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租界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异。就两个公共租界进行研究、分析与比较,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租界史,无疑是有益的。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家秩序,在尚未解决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种尝试注定难以成功。从条例的文本内容上看,该条例依然与现代国家成熟的国籍制度相距甚远。尽管《大清国籍条例》的立法尝试并不成功,但是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国民身份意识的萌发。一直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人口管理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而国籍法的首次颁布将能够为"个人"脱离"户",拥有独立的身份,提供可能性。从法制的层面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与颁布,使得"个人"身份具有了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户籍到国籍,从臣民到国民,传统儒家的伦理秩序替换为现代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逻辑,这部法律关涉"中国人"之法律身份之确立,为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埋下伏笔。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