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谈《圣经》诗歌中的平行结构

詹姆士一世主持翻译出版的钦定本《圣经》．采用并继承原希伯来文《圣经》所具备的一个特点，即诗歌中使用了平行结构的形式。钦定本《圣经》中的平行结构，可分为好几类。如果将它和现代英语本《圣经》比较，就可看出这些平行结构的强烈表现力和优美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艾青与《圣经》

一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作为欧洲文化代表性的典籍《圣经》,对西方文学巨大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因这方面已属常识,无须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圣经》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夕,我国就有了白话翻译的《圣经》。这自然会给开拓白话文新途的先驱者们提供一块他山之石。当时曾有人反对新文化运动,竟然攻击说白话文新文学都是从《圣经·     

《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圣经》英译本大众化语言特色探微

《圣经》英译本独特的大众化语言特色是其之所以能够对英语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圣经》英译本大众化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大量使用大众化的简单词语、句子结构以及简单连词and的妙用等方面。《圣经》原文语言的大众化是其英译本大众化语言特色的基础,而英语世界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重忠实于原文大众化语言风格则是其英译本大众化语言特色得以生成的关键环节。     

《天路历程》与《圣经》平行翻译进程研究

《天路历程》是一部英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属灵著作,至今重印不断,成为《圣经》以外翻译语种最多的文学作品。通过《天路历程》和《圣经》两部作品的翻译史可以考察两者在中国的平行翻译进程及平行发展模式。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女性主义和《圣经》翻译——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圣经》,以“中性”或“两性兼顾语言”方式翻译《圣经》。文章论述了女性主义者对《圣经》翻译的几种修正方法,由此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民间宗教经卷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92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宗教经卷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历程,揭示了民间宗教经卷的重要史料价值。应组织相关人员编纂《中国民间宗教经卷总目》、《中国民间宗教经卷集成》、《中国民间宗教经卷提要》,这将是一件有功当代、造福后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论《圣经》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

20世纪初,《圣经》被新文化运动先驱作为启蒙民心的精神工具,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后的朦胧诗人遭遇了理想的幻灭,在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吸引下,一反现代文学作家对待《圣经》的实用态度,而产生了准神学意义上的十字架情结:舒婷在《最后的挽歌》中渴望着灵魂的救赎、顾城在《英儿》中幻演着耶稣、海子更是用他的创作和青春的生命来模拟《圣经》.     

倪维思夫妇释经布道文之语言实验

19世纪中后期,从对文言文的选择实验到对区域方言的选择实验,从对南方方言的选择实验到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从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到对一种基于北方官话基础的时代共同语与共同文("新白话文"或"传教士白话文")的选择实验,新教来华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释经及宣教布道文的语言实验方面的道路,既彰显出他们夫妇二人在此方面的实践努力,亦昭示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此领域的自觉探索、实验路径与实际成效。这种语言实验与语言转型,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实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文心与模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

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为小说的叙事模型。此法相习成风,成为基督教文化催生中国小说的一种模式,也成为中国小说生成方式的一种。依此模式而成的小说并非皆有基督教宗教意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新小说成长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