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探析

经验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秩序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有效认同,而不在乎认同的价值所在;规范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系统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可的价值判断问题,它以价值判断为导向,强调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哈贝马斯在分析了经验性合法性理论和规范性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合法性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既强调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认同,又强调政治秩序必须符合一定的价值规范。本文主要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界定、对合法性的证明——合法化以及其合法性理论的特点来分析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明成祖朱棣——一个范本的解读

政治合法性危机是贯穿明成祖朱棣一生政治生涯的主线.本文以政治合法性为考察视角,研究了朱棣获得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过程,揭示了政治合法性问题对朱棣政治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对传统政治体制和政治哲学提出一些新见解.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从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发,对新时期我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从历史、经济、民主、法治、道德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并提出了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政治合法性视域中的中国改革

本文试图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对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并运用合法性理论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合法性的获得、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的重塑三个阶段.文章最后通过对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相结合才是中国重塑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知识话语转向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合法性重建——以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为例

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是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中的一种重要政治知识话语。它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其特殊表达方式,深刻地说明了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过程中“应然”面相与“实然”样态的巨大差异与其间知识话语转向密切相关。然此历史镜像,过往有关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的研究中无论是正面肯定亦或负面否定却都未对此加以注目。     

涵述现代政治合法性问题——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语境

政治合法性问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获得认同的问题.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以自然状态为开端来论述国家的起源和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任何层次的政治体系要赢得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否则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试论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公共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公共领域的基本功能是它的政治功能,即它的信号功能和它的立法功能。公共领域的实践意义在于它赋予现代政治秩序以合法性。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

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合法性基础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法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转而依赖于“政绩合法性”,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政绩工程泛滥、政绩困局的出现等一系列弊端,证明了其难以持久。因此,必须加快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提高公众认可度;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鼓励市场竞争,强调顾客及结果导向;对官员进行制度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