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目的论历史观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嬗变及其意义

目的论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康德的历史哲学几乎建立在这一理念的设定之上.康德的目的论是一个消极性的理念,因此它无法解决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二元论.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鉴于康德历史哲学的二元论困境,将康德消极性的目的论转换成积极性的目的论,即将目的论实体化和主体化.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目的论的实体化的表现,他们从这种实体化的理念当中演绎出各自的历史哲学,从而产生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基于这样的考虑,可以说,没有目的论,就不可能产生思辨的历史哲学,我们应当重新看待德国古典哲学中目的论的历史意义.     

审美形而上学的开拓之路——试析康德的“崇高论美学”

康德的“崇高的分析”是其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为康德美学从现象到本体、从审美到道德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机制,以崇高为转折点,审美判断力从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谐、从外在形式转向人类的深层理性,完成了向“完整意义上的主体性”的迁移。本文通过与康德以前的崇高理论的对比,并联系“自然与人”的哲学基本命题,认为康德的“崇高论美学“是其“哥白尼式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凝聚着康德探寻审美认识论向审美本体论的历史转变、进而走向“人是最后的目的”的人类学追求。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批判,他的主要论据是：“是（存在）”（Sein）和“存有”（Dasein）分别是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而本体论证明错误地混淆了这两类谓词。康德的批判表明科学无法解决超验的上帝问题,知识的有效性应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而这为道德与信仰保留了空间,开启了道德神学的可能性。道德神学基于道德的必然要求,在主观确信的意义上证明了上帝的实存。从思辨神学到道德神学的转换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旨趣：哲学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的福利和尊严奠定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限制科学的适用范围,在知识和信仰之间保持适宜的张力。康德哲学对当代哲学探讨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对一切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保持警惕。     

论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的大前提

康德对人及人的自由的思考与重视,正是他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的大前提。康德哲学美学是主体性学说,在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下,美必然以道德为旨归;该命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思想渊源,在其哲学探索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背景中诞生;同时也与康德推崇卢梭有重要关系,受卢梭影响而对人及人的自由重视;该命题的提出有着它的现实基础,康德感于当时人的生存状况而对人及人的自由思考与重视“,美是道德的象征”就是在意识层面上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     

浅析康德世界公民的伦理道德思想

在关于人类通向自我解放道路的问题上,康德哲学的本质是以自由为基皇,以道德为内容,以美作为道德的象征,并对道德进行间接演示。所以,康德的哲学始终围绕着美、道德、自由这三个词。而康德的世界公民理论,可以看作是人类通向自由解放道路的现实模型。     

公平、正义的证成及实现路径

西方17—18世纪源于唯名论的经验主义、狭隘的唯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给人类的道德、正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彻底否定了道德、正义在本体论上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学,将人类贬斥为与动物为伍的边缘。为了拯救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公平正义,首先是康德从非本体论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出发,论证了理想主义的道德;其次是现象学派的舍勒从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构建了道德的本体论,论证了价值的实在性、价值模式的多层次性、知识的多元性,并提供了“善”的判断标准;而哈贝马斯在康德的理想主义形式主义道德、舍勒的实在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一反“独语论”、“单主体性”的道德论证模式而采取“主体间性”,实现了从“单主体”、“意识理性”、“先验道德理论”到“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为道德伦理正义、政治哲学的程序化转向提供了哲学上认识论以及世俗理性的重构基础,提出了现代道德、政治正义得以获致的程序模式和程序原则。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四位哲学大师的思想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也适合于以上其他三个哲学家。德国哲学家们在理论上接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在行动上又抛弃了法国革命的实践,只在头脑中用思辨的形式进行哲学革命,德国社会这种复杂状况构成了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产生的基础,构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赖以旋转的中心——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以抽象的思维运动深刻地反映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这是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一般历史条件。但是也有特殊性:康德哲学反映了软弱的刚诞生的市民阶层的政治立场,以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二元论为特征,把自由主义实践归结为永远可求但不可及的彼岸世界。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哲学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以在精神领域中认识和改造世界、实现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特征。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十七世纪唯理论形而上学体系,从整体上抛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在其思辨哲学中,贯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原则。它是十七世纪唯理论形而上学前进中的复辟,把人类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它把唯心主义和辩证法两种本质上不相容的东西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过程。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和斗争构成了这段哲学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康德历史哲学的思维方法

康德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哲学”,是由于它具有完善的思维方法，并且契合其批判哲学的先验逻辑的方法论。首先，就普遍历史的理念而言，它表达的是纯粹理性凭借一个“终极目的”概念对人类社会中一切经验性行动的系统统一性，其中包含着理性的合目的性原则。这种原则在“第三批判”中也被理解为是理性托付给了反思性判断力。其次，在合目的性原则之下，普遍历史呈现为辩证发展的进程。而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性内部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矛盾。康德的合目的性原则构成历史哲学的普遍方法论，辩证的发展观则构成合目的性原则的辅助和手段，两者构成一种复合型的思维方法。     

隶德批判哲学之于生态危机的启蒙意义

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向人类提出了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对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康德博大精深的批判哲学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性、生态道德思想底蕴。在生态哲学的视野下,重新解析阐发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深入挖掘和梳理其对生态危机的启蒙意义。     

“康德与费希特之争”初探

康德与费希特关于康德哲学之精神的争论,既根源于双方对“自我意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更源于双方对“形而上学”和“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这种分歧构成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不同之处。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     

论康德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

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历来争讼不已。应该说,康德政治哲学缘于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康德通过先验道德哲学批判了霍布斯以来的启蒙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又以实践理性重构了启蒙的个人权利思想,论证了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性。在道德和法之间,康德恪守其各自的界限,从而既规避了卢梭式的道德政治所具有的革命风险,同时又赋予了自由主义政治以一种深刻的道德尊严。康德哲学深化了启蒙。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阿多诺论述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主要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中间隐含时代之思。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受尼采和韦伯的影响比较大,尼采对康德进行了激烈批判,阿多诺对康德的思考努力纠正尼采的极端．阿多诺与韦伯的对话建立在与尼采更深的对话的基础上。阿多诺看到了尼采和康德的本质的相似性．康德的绝对律令这样的主体的内在性在当下的不现实,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也一样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