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

台湾政治“解严”后所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使得文学表述及叙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家族书写也以自身的叙事样貌展现了台湾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及文学典律生成与发展的形态。通过分析具体作品,可以发现“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在讲述家族故事的角度和方式上有其自身的特征,将言说家族的方式放置在文学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变迁之中考察,则可从更深层面探讨再现家族的意义、叙事价值及家族书写在台湾文化语境中的存在意义。     

台湾乡土小说中“故乡”的三重叙事空间

从台湾乡土文学对＂故乡＂的描绘,探讨台湾乡土文学中＂故乡＂的多重内涵。认为台湾乡土文学中的＂故乡＂存在着现实的故乡,记忆中的大陆故乡（原乡）和精神上的文化＂故乡＂的三重空间。乡土文学中的文化＂故乡＂把＂故乡＂推上了隐喻和象征的层次,使之具有表现知识分子文化乡愁的意味,而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乃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根本旨归。     

中国外交活动中涉台问题研析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台湾问题,首先应对我国外交活动中的涉台问题进行分类与细化分析。中国外交因台湾而引发的难题大致有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代表权之争、台湾拓展与某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而引发的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冲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和国际经济与文化领域存在的涉台问题等。而这四类难题的出现与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密切相关:许多国家不断发展对台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对台策略以“政经分离”为基调,特别是近年出现“以经促政”趋势;部分国家事实上认同了台湾的“政经实体”地位;“维持现状”、“避免用武”日益成为多数国家对台湾问题的首选方案,等等。这些都构成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国际压力。中国一方面需要努力使“和平统一”方针和对台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认真考虑世界各国对台湾问题的意愿和诉求,在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做必要的政策调整。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

在清初特定时代语境中，遗民曲家们为了传达其复杂而幽微的文化心态，往往在戏曲创作中采用虚拟“故国”意象、寓言和女性关照等书写策略。“故国”意象是政治伦理在清初遗民曲家心中的自觉内化，寓言旨在张扬他们作为遗民的个性价值，而女性关照则凸显他们“赏才”和“伤才”相交织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是清初特定时代思潮在遗民戏曲中的多层面折射，从而使其戏曲创作展现出不同于元明戏曲的独特文学风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永远的乡愁 ——重读《沧浪之水》兼论世纪末的一种写作

于世纪之交问世的《沧浪之水》, 在世纪末情绪的浸染下,一方面通过“对话”来颠覆中国现代当文学中存在的弱势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则又以“独语”为中介,意欲寻找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在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我将去往何处”的“位置感”以及“我是谁”的“身世感”,表征为对精神乡愁的形上追问。     

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文学“乡土”在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文章以“文学豫军”的官场书写为例,分析地域文学中的官场话语与“中国”层面上的启蒙话语的纠葛,探讨官场书写的中原模式,包括:官场书写的诱惑与诉求,中原“头人”的塑造,以及在官场矛盾救赎中体现的地方创伤思维与文化意志等。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共同的怀乡母题 不同的文学书写

怀乡母题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且历史悠久的书写题。在大陆抗战时期乡土抗日小说和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抗日小说中,怀乡母题的内涵各有不同：有审美意义上的怀乡、文化意义上的怀乡和精神意义上的怀乡;或者独立表现在文本之中,或者相互交叉重叠地出现。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异变探析

1980年代以来,传承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台湾乡土文学因受“本土论”思潮的影响而被“台湾文学论”取代.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既是全球化语境中台湾本土文化的自觉应对,也和它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并没有隔断中国新文学传统,所谓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而是“文化台独”在文学上的反映,并非台湾文学自身运动的发展.     

大陆“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比较

中国大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与当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思潮在主导的创作思想中都具有注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文学“民族性”和“观照民间”等近似的理论视角。并且,二者各自的代表作中人性主题、国民性主题和现代性主题均呈现出人文关怀与国民性探索等两岸新文学共有的精神流脉的传承,以及两岸迥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文本中现代性元素的多种耐人寻味的面向。     

中国新文学作家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20世纪20年代,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台湾知识分子抱着文化朝圣的愿望最初进入中国大陆文学界,并将大陆新文学运动之风引向台湾,但台湾文学却由于当时台湾的日治身份而并未被中国新文学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界所重视。这种现象持续到30年代,台湾文学依旧被当作“外国文学”引介。直到40年代中后期,台湾光复前后,《文艺春秋》的主编范泉始在刊物中集中介绍台湾文学,将台湾文学拉进“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本文力图梳理这种微秒的变化,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     

文学何以疗伤—-简论台湾族群的政治伤痕与文化认同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记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部分。以台湾族群的撕裂为起点,辨析和回应“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通过梳理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对比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异同点。认为舞台疗伤、展览疗伤、著述疗伤、校园疗伤、电影疗伤、电视疗伤等方式可以治愈政治伤痛。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转型中的中国想象

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重镇之一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对中国的种种想象。作为想象原动力的故乡情结,长期表现为对中国的热情关注,即使描写南洋当地风物,所采用的仍是中国视角。国家认同转变后,中国想象逐渐出现了变化。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出于强调其独特性的需要,则将故乡情结虚化为原乡神话。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力主统一的文坛斗士——论陈映真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当下,"文学台独"逆流甚嚣尘上,但文坛斗士、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陈映真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台湾文学主体论",一是对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台独逆流进行彻底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