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佛教与法的关系

隋朝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复兴佛教。唐朝初期对佛教的法律限制比较严格。武则天时期 ,确定了佛教在宗教中的优先地位 ,使佛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僧人干预政治及佛教滥无限制的发展 ,导致唐武宗以法废除佛教     

厚积薄发 填补空白——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近日,何孝荣先生的大作--<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洒洒75万余言,首先简要论述了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和考证了明代北京寺院的修建情况及具体演变,并深入分析了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的佛教政策、信仰等在其中的影响.     

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

本文从学术界对宋代佛教的评价入手,论述了宋代佛教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僧人群体的儒学化以及这种儒学化的学术史意义,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宋代佛教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重新的评价。     

钱谦益与憨山德清的一段思想因缘

晚明文人与僧人之间的诗文交往、唱和是僧俗沟通的重要途径,既体现着晚明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也显现着晚明文人对佛教的信仰和理解。钱谦益,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憨山德清,明代著名的高僧。本文通过两人之间一段思想因缘交往的考察,揭示了晚明文学史上僧俗思想互动的一个侧面。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的人际网络及其交往策略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浅议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接受本土法律的规制,佛教教义和戒律逐步刻上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烙印。同时,佛教教义和戒律中的众生平等、慈悲报应、地狱、忍辱和合等思想也日益影响着传统法律思想,改变或强化着帝王贵族、氏族官僚以及普通百姓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观念。究其原因,佛教以儒家思想为桥梁影响传统法律思想、佛教受世俗法律的特殊规范、佛教戒律与法律的相通与互补等因素使佛教影响传统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佛教音乐世俗化探寻——关于国恩寺僧人佛教音乐观念的调查报告

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广东新兴国思寺僧人进行了佛教音乐观念问卷调查。调查研究表明,国恩寺的佛教音乐世俗化明显;该寺僧人认同传统佛教音乐有净化人心、弘扬佛法、和谐社会等功能;并认为,世俗音乐只要能够达到净化人心等佛教功能,均可作为佛教音乐。     

呼唤居士:《佛法金汤编》研究

《佛法金汤编》为明初岱宗心泰所编,乃后期居士灯传的发轫之作。面对唐宋以降的佛教转向,作者藉此编纂希望僧俗两界重新考虑居士的佛教定位,以适应佛教民间化扩散的历史事实。将居士誉为佛法的金城汤池,把灭佛、排佛的敌对王臣纳入居士之中,以及对宋代居士的绝对偏重,可以看出作者希望笼络所有社会力量护持佛教的良好愿望。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王寂二行部志中佛教史料举隅

王寂《辽东行部志》和《鸭江行部志》记述了大量寺庙、僧侣和佛事,对宝严、崇寿、灵岩三寺和辽僧海山、金僧渊唯识、金尼智相的描述尤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及炽盛光佛信仰和禅宗渗透、流传辽东的史实,还保存了许多作者考订佛籍真伪和寺院始末盛衰以及即事诗文。其内容使不少当时辽东一带佛教存在和活动的踪迹得以流传后世,为佛教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石涛“一画论”审美思想探源

石涛的“一画论”美学体系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论述了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一画论”美学体系散发出浓厚的佛学思想,也可以说,强调顿悟、直觉的禅宗思潮对于石涛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这进而孕育了他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情趣。     

郑谷诗坛爱惹僧 诗无僧字格还卑

郑谷诗歌特点之一是爱僧,其表现既在他好与僧人交往,更在他写诗爱用僧字,其爱惹僧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而其提出的“诗无僧字格还卑”颇有意义,对唐诗的某种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作出了总结。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