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通过梳理已有的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研究文献发现:成员异质性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不同学者对成员异质性的理解各有侧重;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问题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且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成员异质性程度并不会减弱,反而会更为明显;成员异质性对农民合作社发展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最后就成员异质性与农民合作社理论创新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的成员意愿研究——基于安徽、江西两省的调研

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已经到了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阶段,合作社的合作即联合将成为农民合作的发展趋势,联合有利于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同质化竞争。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需要尊重成员意愿,忽视成员意愿将导致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失败。通过对安徽和江西农民合作社的抽样调研,研究构建了排序Logit模型和二值Logit模型,用以探讨成员对农民合作社发展前景预期以及成员对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对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意愿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对合作社了解程度、合作社发展预期、参与合作时间、合作社发起人类型以及对社长熟悉程度因素的影响,所以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需要以成员需求和市场竞争为导向,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加大合作培训力度,将社会资源良性引入农民合作社发展中。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农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参照以往两主体分配问题的几个可能解,运用博弈论的"聚点"分析方法,对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农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合作社收益分配实践中,均等解、纯效用解、Nash解和Kalai-Smorodinsky解都可能存在,并受到当地社会习俗的影响。在这一发现基础上,对五个农民合作社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8省48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农业服务能力的影响——来自中国15省市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15个省市78家农民合作社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横向服务能力和在农业生产资料、技术、信息、金融、机械、农产品销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纵向服务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结构集中度对两者均有负向影响,成员广泛持股有助于提升农民合作社的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理事长的受教育程度对横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股权激励对两者均有较显著的影响;内部监督对农民合作社纵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普通农民在理事会中比重的过高、理事会成员出资比例过高等会降低农民合作社的横向服务能力。     

农民合作社合联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对江西省11个地区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合作社联合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负责人在合作社中担任的职务、合作社是否采用股份制、合作社是否需要专业的人才以及合作社是否有完整详细的社员账户与农民合作社联合意愿有显著性关系;而与负责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合作社创立形式等无显著性关系。     

农民合作社异化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安徽省68县(区)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异化度为52.49%,农民合作社异化现象十分普遍。合作社异化主要有3个主因子:事前异化包括按市价收购、入股筹资、重视社员培训和盈余返还,事中异化指一人一票制度,事后异化指入社自愿原则。以此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其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3个异化因子分别对合作社绩效产生显著且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事前异化因子对6个变量均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事中异化因子对"较同行业竞争力"及对"组织成员认同度"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事后异化因子仅对"帮助成员增加收入"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如何看待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性”?——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目前,我国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合作社价值与原则为标尺来衡量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性,存在着"制度背景的局限性""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和"理论范式的局限性"。西方传统上和现代中,合作社具有客观上的市场性与主观上的反市场性之间、资本与劳动所代表的市场权力反向变化之间的深刻矛盾,而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平等的社员权利与社员异质性间的矛盾,且伴随着合作社实践的嬗变呈现出"公司化""营利性"等"异化""漂移"的倾向性现象。基于"过程观"或"生产力视野"的共享发展理念,内生于"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的益贫功能和共享性特质,其实现机制和依赖的制度环境具体通过普通社员的自由选择权和"用脚投票"机制、普通社员与精英社员的利益博弈机制、政府对合作社益贫行为的激励机制以及政府减贫行为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共享发展。尊重中国农民"互惠理性"和合作共享的现实需求,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增强整体制度环境的益贫性和共享性,这当是中国农民合作社是否"规范"之争的关键所在。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内涵特征、演化路径与应对方略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可以理解为成员特征的差异性,包含资源禀赋、入社动机与参与行为3个维度。成员异质性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内部环境特征,由农民群体的加速分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合作社发展等因素造成,短期内难以消除。异质性成员参与会形成如惠顾驱动、投资驱动、管理驱动和规范驱动等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异质性并不必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但要使合作社业绩成长与规范运作并举,兼顾效率与公平,需要考虑以组织业务需求为导向吸纳资源禀赋异质性成员,以个体自愿自主为原则吸纳入社动机异质性成员,以先进引导示范为准则消除参与行为异质性成员。     

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

由于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利益偏好和角色作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异质性成员间的合作是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基于浙江省37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结构从一开始就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少数核心成员与多数普通成员并存。在成员异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产权结构上普遍采用资本化方式，少数核心人员占有相对集中的多数出资额；控制权上主要由少数拥有一定资源和较多出资额的核心成员掌握；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在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之后，可分配盈余主要采取按出资比例和交易量（额）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出资的作用相对突出。从激励相容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组织结构在聚集生产要素和降低代理成本方面体现了效率。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企业家才能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农民合作社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达成集体行动方案来实现增强农民市场地位与节约交易费用的目标,从而带动社员增收;基于江西省250个样本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不同特质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企业家才能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理事长的管理能力与学习能力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理事长的工作态度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判断与分析能力对合作社绩效的正向影响假说不成立。为促进农民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提升,理事长应加强学习与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丰富自身经营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技能,把握合作社发展规律,抓住市场机遇。     

德国农民合作社考察及其启示

德国是合作社的发源地之一。基于为期两周的德国合作社专题考察，梳理了德国农民合作社的适应性特点、趋势特征及其社会背景体系，发现德国农民合作社具有层级组织体系化完备化、产业类型多样化专业化、服务内容全面化多元化、日常运行制度化体系化、服务地域稳定化与产业发展有机化等适应性特点以及企业化日益明显、绝对数量趋于减少、规模实力趋于增强、经营团队趋于专业、盈余分配趋于多样等趋势性特征，并且遍布全德的农民协会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构成了驱动和保障农民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四轮”。针对我国农民合作社量质增长不同步、成员异质性增加、扶持政策不完善、服务型合作社少、属性争论不定等问题，提出促进我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为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打造“四轮”驱动发展机制、鼓励农民深度联合与合作等建议。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理论阐释与路径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因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以及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剖析贵州、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发现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具有协力推进、互利双赢、收益保底、联营联动等显著优势。针对目前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在管理机制、投资收益率、资源边界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建议从完善组织绩效评估与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明晰扶贫资产的产权归属、完善相关理论与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效果。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的农民合作社小农困境分析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合作社发展中是否存在小农困境引起学界关注;结合具体案例,本研究对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处境进行分析,并尝试着对小农困境进行理性思考。分析认为:无论是合作社发展中"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还是成立合作社是"小农理性选择"的判断,都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困境;同时,文本提出了若干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权益保护策略。     

农民合作社发展：社会资本与合作参与——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

农民合作社是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有效载体,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乱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江西省3家不同组建模式的合作社深入调研,分别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制度规范3个社会资本因素的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样态特征及其对合作行为和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汲取和传播信息资源的关键渠道;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持续的基础;制度规范是引导和约束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健全制度规范,提高信任水平以促进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助推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何种合作社治理模式更加有效？——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例

以合作社治理结构中的相关行为主体为基础,遵循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范式,以实地调研数据及案例为依据,将合作社治理结构划分为“成员大会-理事会”和“普通成员-核心成员-理事会”两种典型模式。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案例,解析两种治理结构模式的运行过程、比较分析其治理结构状况。研究发现,“成员大会-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与“普通成员-核心成员 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相比,前者的成员参与程度更高,而且在管理型交易成本和市场型交易成本的节约方面具有优势,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成员行为动机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逻辑构架不同,成员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型交易成本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导向提供理论依据。     

农民合作社梯次民主现象研究

“民主控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列出的合作社七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合作社不断发展,核心成员控制合作社话语权的治理模式突破了这一原则。依据调研,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事项分为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选举理事长、制定章程以及对生产经营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四个层面,通过探寻不同层面上普通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发现在合作社内部,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呈现差异性,概念化为“梯次民主”,梯次攀升,民主程度增加,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进出权”到“选举权”,再到“决策权”,权利范围逐步扩大,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随之缩小。目前,我国多数合作社仍处于低层次“民主梯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民主成本过高影响效率,资本主导合作社发展给予了出资人充分话语权,成员不“自为”与风险不共担。     

政和县农民合作社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在政和县精准扶贫中占据重要作用。从政和县的实际出发,分析政府、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目标和参与方式,总结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合作社脱贫带动有地域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合作社品牌建设,强化政府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