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

在汉代,由于礼教的束缚,女性的活动空间大大不同于男性,主要局限于婚姻家庭之内,所以,女性犯罪空间相比男性大为窄小,其犯罪也带有明显的家庭性和从属性的特点。汉代刑罚的性别特征开始明显,女性在施刑上得到一些宽待,但是我们从汉代的犯罪、刑罚等制度上看到的依然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汉代法律的性别观念和汉代女性的法律地位。     

社会性别视角下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有效路径

以社会性别视角对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进行研究,能发现其专业发展较为被动、方式较为封闭且单一、专业发展意识较为薄弱且专业发展缺乏支持与引导。青年女性教师的个人意识及动机、高校层面的职位晋升及培训机会、家庭层面的家人态度及家务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社会地位及社会期待都对其专业发展产生了影响。为了促进高校青年女性教师的专业发展,从青年女性教师角度,应激发自身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高校角度,应搭建支持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从家庭角度,应更新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家庭角色;从社会角度,应营造高校青年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

四言诗发展到汉代,受经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汉代经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初创期、昌盛期和衰落期。汉代四言诗的创作则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流作家的四言诗,一个是民间歌谣的四言诗。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使主流层面的四言诗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走向依附再回归疏离的发展过程。主流层面的四言诗整体上呈现出一面是经学化、一面是边缘化的双重发展特征。民间歌谣四言诗则相对比较疏离于经学,受它的影响较小。     

小句结构成分与参与者角色的确定问题

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讨论小句结构成分与参与者角色之间的关系和确定问题,并以被动结构作为例子,所探讨的问题是:语法结构层面的介词短语是否可以是语义层面的参与者的体现。本文的讨论表明,在确定语义层面的参与者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表达参与者角色意义的充当介词的补足成分,而不是整个介词短语;因此,介词短语是不适合充当参与者角色的。本文的讨论还涉及到被动结构中的“by-短语”是状语还是补语的问题。      

民族旅游时空中的少数民族女性社会角色的嬗变——以山江苗族女性为例

在现代旅游背景下，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苗族自治县山江镇黄村女性为例加以分析。旅游，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现代性力量，冲击着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角色，女性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黄村的部分苗族女性，在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下，不再单纯是普通的家庭妇女，而获得了更为复杂的社会身份，这个转变过程从宏观来讲是随时代发展被动完成的，从微观分析，女性在此过程中也进行着积极的调适。但是部分女性的角色转变并不意味着整个女性群体对“现代性”的适应，大部分仍固守传统社会角色，并与现代性的力量进行着对抗。     

近三十年中国女性文艺形象塑造与女性关怀

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文艺形象塑造与女性关怀在时代发展的主题下,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与深入的过程:在社会解放、婚姻家庭、女性自身需求等不同层面展开;从女性社会角色承担、自我身份认同及生理本能彰显等不同维度深入女性真切的现实关怀,这是一段在矛盾、困惑与不断质疑中走向深化与完善的女性生存之路。     

17世纪前后中西方知识妇女社会交往活动及其影响

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知识妇女参与社会交往的现象。从表面看,她们交往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一定规模人数参加,交往形式多样,活动范围也较广泛;但深入分析,二者却存在着本质差异。中西方知识女性,在参与交往活动范围上,前者侧重于文学层面,后者偏向于权利追求;在活动支撑理论导向方面,前者是社会据统治地位思想的内部分歧,后者是新生阶层与旧制度的理论决裂;在对后世知识妇女影响方面,前者几乎是原地踏步,后者则呈阶段性发展前进。正是这些差异使之后的中西方知识妇女追求女性权力运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7世纪前后中西方知识妇女社会交往活动的比较,启迪我们:一种社会运动,即使规模宏大、形式多样,但如果仅停留在表层的繁华,没有进步思想理论的支持,没有真正触及社会制度的深层弊端,就会很快沉寂下来,尽管之后仍继续有同样运动的发生,也只能停留在之前的水平上,不会有进步。社会历史运动,只有获得进步理论的支撑,彻底触及社会制度的弊端,才能不断革新向前。     

中学女性校长成长刍议

正由于女性往往身兼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双重角色,在进行决策时,能变换角色从不同立场进行多重考虑,更强调决策过程的公开和参与在中国,中学女性校长,在儒家思想濡染下的现实环境中,要承担着比男性校长更多的困难和压力,需要面对更多的来自家庭、社会的影响,因而工作的难度往往更大,所以更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才能将女性独特的形象、特有的优势带到学校管理活动和工作需要中去,从而成为一名成功的女性领导。     

少数民族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和角色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国家制度运行的方式还没有完全体现女性角色及其参与的重要性,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能力发挥。因此还必须重视女性角色和参与的作用,即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资源享有和文化传统影响因素。     

试论汉代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的社会文明,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因此,两汉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主流,另一方面汉代的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又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主要表现在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其一,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正统封建伦理观念的日渐盛行,女性地位呈现出递降的趋势;其二,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束缚尚浅,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更重要的是汉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成为汉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创造者。     

汉代母权研究

“汉家旧典，尊崇母氏”。在汉代，母亲地位虽然次于父亲，但由于统治者大力宣传孝道，汉代的母权得以确立和彰扬，母亲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汉代皇室的母亲还积极参与政治，汉代母后频频干政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的母权。但是汉代的母权仍从属于父权，母权并没有超越男尊女卑的社会框架。     

中国古代自首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自首制度出现于夏朝,确立于秦汉,在汉朝有所发展和完善,在唐律中更是达到了集大成的境地。宋承唐制。明、清两代对之有进一步发展;但唐律自首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     

八路军敌军工作方针变化述析

敌军工作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敌军工作从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发展为促使日军士兵投降反正的强大政治武器,这与八路军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敌军工作方针密切相关。八路军的敌军工作方针经历了从主要依靠原有工作经验到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进行敌军工作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从历史角度进行梳理考察,对了解和认识军队敌军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莽代汉的舆论考察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降书

降书是中国古代降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没有降书,直接使用投降礼仪。汉人重礼,认为用文书投降是诈降。三国时期蜀吴降书流布天下,后逐步取代投降礼仪成为投降的主要形式。降书的出现和使用体现了中国古代从重礼到重言观念的转变,降书是降礼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体现。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