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东利益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以分权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监督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侵占民营股东的概率受监督机构监督成本和国有股东被监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监督机构选择自主监督国有股东的概率受国有股东侵占行为惩罚力度系数、国有股东侵占额外收益和民营股东诉讼赔偿等因素影响。要加强对国有股东的惩罚力度,发挥好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中小股东权利保障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非国有股东通过参股国有企业和委派高层管理者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缓解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及“内部人控制”问题，提升了国有企业发展水平。本文选取2010—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东提供了管理实践启示。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高质量财务报告是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能否有效约束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主要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概率,特别是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而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产生相应治理作用。进一步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约束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只有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才能有效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文章不仅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财务重述的相关学术研究,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论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政府投资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手段,在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中起重要的宏观导向作用。政府投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途径如下:(1)明确政府投资职能和范围;(2)完善政府投资决策系统;(3)鼓励民间资本投资;(4)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     

公允价值变动、市场化程度与审计收费

当前,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极不均衡,导致公允价值审计所需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不同,由此产生了审计风险的差异,进而会影响审计收费。利用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允价值变动、市场化程度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越大,审计收费越高;(2)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审计收费越高;(3)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公允价值变动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允价值变动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越小;(4)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审计收费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应结合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考虑审计收费标准;国有企业选择在高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拓展业务可以有效降低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审计风险,抑制审计收费溢价。     

内部审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基于管理熵、管理耗散理论的视角

从管理熵、管理耗散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内部审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指出内部审计减少管理熵,促使企业形成管理耗散结构;并从改革内部审计组织形式,转变内部审计职能,拓展内部审计服务领域,强化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加强内部审计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加强内部审计建设、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制度基础及其来自企业制度的约束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市场化—价值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有着自身特有的制度基础 :( 1 )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变 ;( 2 )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 ;( 3)居民投资意向的改变 ;( 4 )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因素 (需求推动、结构调整等 )。同时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如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企业发行股票 (包括上市发行 )的政府管制、对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后对其股权结构的政府管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政府干预等 ,都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提高内部审计地位强化内部审计职能

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迫切性出发 ,分析了注册会计师行业在服务企业方面的不足之处 ,按照国家法律要求 ,应加强企业的内部审计。针对当前国有企业在内部审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应该建立科学的内部审计模式 ,提高人员素质 ,拓宽服务领域。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英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到九十年代中期已基本顺利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本文对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主要经验、改革顺利推行的社会原因以及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进而从英国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中,找出一些对中国国企改革的有益启示.     

“442”企业模式——南京市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探索

基于国有企业脱困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南京市创造了一种企业新模式 :“4 42”企业。自1 999年试行以来 ,取得了良好效果。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 ,“4 42”企业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为激励优势、治理优势、创新优势和互补优势。“4 42”企业模式对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重大启示     

经济人，代理人与管理激励机制

本文从经济人和代理问题入手,分析了管理激励机制产生的历史条件,介绍了计划体制和市场取向改革中国有企业存在的相异的代理问题,提出为同时保卫国有资产和保证效率,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激励机制.     

我国国有企业审计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从强化国有企业监督的客观需要、国家审计具有的优势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的局限性来看,重要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审计机关进行审计,而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国有中小型企业、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和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状况决定了国有企业审计的重点内容应当放在财务审计上,制止会计信息失真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审计目标又决定了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国有企业宜采取详细审查法。     

论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层面上的新“政企不分”

"政企不分"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作为一种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即"三层分级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尽管阻断了原来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企不分",但在政府与经营公司之间以及经营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政企不分".本文在分析这种新的"政企不分"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完善经营公司自身改革等措施重塑政企关系,消除"政企不分".     

论我国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

所有制偏见、法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落后以及政企不分等因素是我国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 ,寻求切实有效的降低或打破产业壁垒的措施 ,为经济结构调整扫清障碍 ,这对于入关在即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研究

文章利用工业企业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投资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中年轻企业或非国有企业都存在融资约束。进一步作者利用开工时间和控股权,对融资约束情况作了交叉的先验分类,把企业分成国有老企业、国有新企业、非国有老企业、非国有新企业四类,对这四类企业的回归分析发现,开工时间长或国有控股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而非国有新企业却明显受到融资约束。这一经验结论准确反映了我国贷款中推行的担保制度对投资活动的影响。     

国企在国际投资调解中面临的挑战及法律应对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日益频发。投资仲裁是国企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最主要的方法。然而,国企运用投资仲裁上存在长时间、高金钱的投入和高败诉率的困境。《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公约》的生效给投资调解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投资调解将成为投资仲裁的重要补充,为国企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解决方法。国企因其产权的特殊性在使用投资调解上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挑战,如当投资调解的结果使国企的实收账款远少于应收账款时,国企可能被指控造成国有资产的恶意流失或存在腐败行为。为有效应对上述法律困境,应提高国企对投资调解的认知和接受,建立国企参与投资调解的科学评估制度,设立国企投资调解报告制度以及推动公正有效投资调解机制的构建。     

贵州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创新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艰巨任务,而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经济行为,直接影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影响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绩效,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要影响。以贵州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评价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经济行为绩效,提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创新的思路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目标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利润目标和多重非利润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的根源,同时可以说明,不改变利润目标和多重非利润目标并存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取得突破。国有企业多重目标的形成源于作为出资人的政府的多重目标,要实现国有企业目标单一化,就必须改变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体系,成立独立于政府的、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惟一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