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研究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当农户获得持续谋生的资产、收入和能力,并维持福利水平接近或达到社会公认的客观保障条件,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传递给下一代时,安全的生计由此获得。生计安全为农村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困境表现在固有生计遭到破坏、替代生计尚未成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农民短期经济利益冲突,低水平均衡陷阱等方面。由于难以走出贫困农户生计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户无法实现生计安全。因此应建立农户生计安全评价体系,促进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

三江源是中华民族的“水塔”,也是藏族长期生息的地区。藏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中华水塔”的保护密切相关。藏族传统游牧采取“多畜并放”、“转场浅牧”方式,其有效地规避了三江源区域的生态脆弱环节,确保了高寒草原的生命线--覆盖在整个草原表层的泥炭层和腐殖质层,以致稳定了长年冻土带。但半个世纪以来的草场产权更替与“网围栏工程”的推进,严重地冲击了其生态脆弱环节,引发了生态灾变,危及到了中华水塔的安全。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     

西部大开发中的退耕还林还草

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是西部地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地区生态环境问题,2000年国家开始在西部地区大规模地退耕还林还草,5年来,退耕还林还草取得了重要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水资源短缺矛盾尖锐,保障农民生计的后续产业还没有完全建立……要想解决这些矛盾:1.要延长西北干旱、半干旱地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2.建立退耕还林还草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3.保障退耕还林还草由阶段性工作转向制度性工作。     

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城际差异分析

针对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依据环境承载力理论,围绕生态环境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承载力3个维度,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定量分析模型与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区域生态安全空间分布格局及主要制约要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总体呈现三级分布态势,城际差异明显且稳定,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同化现象,区域生态安全提升潜力较大;河北省西北部与东南部生态安全态势构成鲜明对比,形成了发展与保护的博弈;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京津冀地区的体现;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红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构建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根本所在。     

竞争性牧业、草原生态与牧民生计维系

市场化进程在内蒙古草原的推进,使得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模式由生态适应变为市场适应。本来具有生态多样性、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休闲、民族多样性维系、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多种功能的草原畜牧业,在食品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农牧产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单一化为竞争性牧业,仅仅生产功能和少部分产业化的旅游休闲功能被强调,从而使得草原牧业的其他功能被剥蚀、改造,甚至无从发挥,由此也危及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牧民的生计与文化维系。认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关联,并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可以缓解牧民、牧业和牧区这＂三牧＂问题。走出竞争性牧业,以及背后的单一市场逻辑,才有可能朝向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等多功能性持续发挥的道路。     

图们江地区生态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图们江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图们江地区的水土流失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区域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结合图们江地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现状,探讨了保证生态安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对于图们江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有指导意义     

生态环境安全的实践困境与法治进路

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其中,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治理应当同等、同步建构生态环境安全等微视、可及领域的基本安全。在国家治理语境中的宏观生态安全与法治语境下的中观生态环境安全应当界定为同义概念,后者与同处法体系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内涵上相区隔,但在外延上相关联,共同构造出生态环境安全概念在动态和静态双重维度的一般法律解释。反观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法治实践,在立法上,包括对于法律概念确立的准确性和解释、法律原则设置的确定性与安排均存在不统一和不一致的情况;在执法上,包括监管制度的建立、监管体系的构建以及监管机制的运行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瑕疵或漏洞,在面临生态环境治理的本土性、国家性与生态整体性间的冲突之时陷入治理困境。有鉴于此,构建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成为应对治理困境的进路:将生态安全从宏观的战略政策转变为中观的法律规范,明晰法学视域下生态环境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立环境法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法律原则,形成"目的—原则—规则"密合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并将生态环境安全原则的法律秩序追求辐射并渗透到相邻部门法中去,成为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的奠基石;将关涉生态环境安全中观的法律规范解构成微观的监管制度体系,逐步确立以生态环境标准为核心的预防、管控和治理制度体系,以生态环境数据为承载的监测和预警制度体系,以平台化为形式的沟通和协作制度体系;此外,健全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中轴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体系,探索以"生态环境主观(公)权利"为基础的行政诉讼体系,建构以"生态环境法益"为核心的刑事司法体系,成为整体性法治建构的屏障;对于域外、外生性生态环境风险的控制,需要依赖广泛、善意的国际合作和成文、严格的国际规则。这一过程,还应当贯穿法治牵制或抑制科技累卵性,最终满足生态环境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生态补偿,产权改革与西部可持续发展

西部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东部乃至全国生态安全。在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进行保护、改善和开发的过程中,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有效的方法。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又以产权改革为其中重要的内容。本文就生产补偿的重要作用,生态补偿机制在西部地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进行产权改革做了论述。     

我国西部生态安全的法制保障

我国生态安全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西部开发应当是在生态安全基础上的开发 ;西部生态安全法制建设既要着眼于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 ,又要与全国的生态环境法制工作结合起来考虑。西部环境立法完善、基本制度健全、执法保障、环保法制意识增强等系列环节要合理兼顾、突出重点。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态势及影响分析

目前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的趋势 ,不仅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影响到民族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生态的安全。本文在阐述西部地区生态恶化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 ,客观分析了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危害和影响 ,并提出遏制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对策建议     

漓江流域地名与民族生态文化探析

漓江流域地名记录了漓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如实反映了流域地区山川、动植物、矿产资源和自然现象等地理信息和人民生计方式、生产关系、民俗生态和民族信仰等人文情况，是漓江流域民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生成关系的呈现。在漓江流域行政区划名、自然村寨名的选择和变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史信息，集中体现了漓江流域人民的民族生态观和生存智慧。     

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在民族群体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面临着生计方式转型的困扰。在此过程中,民族生计方式转型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生活于高寒山区缺少发展资源的那些族群而言,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外部资源,因而生计方式转型不仅受到了本地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多的是受到了族群文化特质、族群历史和各族群在区域社会体系中族群关系的影响,本文把后者理解为是族群性制约了族群生计方式转型。本文以生活于同一生态环境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为例,讨论当前族群的族群性和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使该区域在保障国家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强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保护，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是利用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从根本上突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更加符合民众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和谐发展的状态，为流域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发展实践依靠人民、发展成效人民检验、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其战略定位是将黄河打造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内蒙古牧区非自愿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模型对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对其生计状况持满意的态度。其中,男性要比女性满意度倾向性高;非农收入、看病方便程度、安置区治安条件、生活状况自我评价、生活习惯性以及生态移民政策评价显著影响着非自愿生态移民的生计满意度。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生态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江口县龙眉村为例

如今生态问题已经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也面临严峻形势。本文以贵州省江口县龙眉村土家族村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龙眉村村民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龙眉村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针对龙眉村存在的生态问题找出其成因。在最后一部分里,针对生态保护提出对策,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以解决民族地区生态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     

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阿拉善生态移民研究

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对阿拉善盟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进行定量评估,可揭示出生计资本与生态移民家庭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从中探讨当前制约生态移民后续生计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提高移民生计资本累积能力以及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西部民族地区环境问题与法律保障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加强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安全。西部民族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严重、草原生态恶化和污染严重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相对贫困、人口的增长以及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清等是造成西部生态环境不好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加强西部生态环境的立法、完善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的相关规定、规范生态环境的执法行为、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才能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切实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