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游牧生计与寒漠带冻土层的维护

在我国三江源区的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生态环节就是冻土层，而覆盖其上的腐殖质层和泥炭层又是保护脆弱环境的命根子。因此，在三江源区的人类活动只要不去干扰这种环节，其生态系统就是安全的；如果人类的活动冲击到了这种脆弱的生态环节，就会出现生态灾变。藏族传统生计方式的“不动土的农牧混合经营”、“转场浅牧”与“多畜并牧”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等，正与三江源生态系统相耦合，使其稳定延续了上千年。可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其实质是特定文化对特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论“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与可持续发展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源区的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关系到区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使“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因而,科学合理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加快“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步伐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从长江水灾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长江水灾不仅给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 ,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长江水灾的频繁发生 ,是长江流域不合理的垦殖导致大幅度水土流失和河湖淤塞、水位抬升的结果 ,归根结底是流域生态安全体系严重失控所致。只有尽快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减轻长江水灾的危害 ,确保国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是生态安全网、生态战略点以及生态脆弱区的恢复与重建     

循环经济理念与三江源生态产业发展

青海三江源区位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源区的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关系到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中下游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因此,必须树立循环经济理念,选择发展生态产业,促进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楚辞、汉赋与北南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多层蕴涵,栖息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进程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黄河流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一旦与周边少数民族富于活力的文化发生碰撞、结合,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文学出现崭新的景观。文章仅以黄河流域华夏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交流现象突出的楚辞、汉赋为例来谈一谈。     

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生态经济模式--甘肃牧区生态经济问题研究

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经济模式 ,是牧区生态 -经济恶性循环关系链的基础 ,是导致牧区经济贫困落后和草原生态急剧退化的共同根源。由于现有的大部分政策措施都只针对已经浮现出来亟待解决的牧区经济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并未触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因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解决牧区生态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传统农牧业经济模式 ,使其向可持续发展的牧区生态经济模式转变。构建以草原生态牧业、草原生态工业、草原生态旅游业为主体框架的生态经济模式 ,是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治理草原生态退化的有效途径     

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

文章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一个"一总三分"的整体系统,即通过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目标的完成而实现整体的目标——"振兴中华"。同时,"三民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系统也同样表现出整体性。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今天全面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密切联系。     

关于对甘肃牧区发展主导产业的思考

甘肃牧区不仅是一个畜牧业大区,更是一个生态高度敏感区,其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至关重要。甘肃牧区传统产业的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今后必须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以草地生态牧业、生态加工业、生态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经济模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社会秩序重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至21世纪中叶约二百年的发展作出的重要定位,既是对过去一百年多年来中华民族革命与建设追求的科学梳理,也是对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国内部秩序、东亚和世界秩序发生变迁的过程.中华民族将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向现代党和国家关系转变,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和周边国家、世界各国的关系也会从昔日帝国秩序向今日和平共处方向转变,推动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秩序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