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论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作品细读方法解读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表明,沈从文此时在审美探索上表现出的是抽象玄思与抒情风格互相融合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抒情”,指出。抽象的抒情”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转型意义。     

从《边城》看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画特征

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算得上一个风格独特的文人。他执著追求与表现的是那种纯真的带有某种原始意味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山清水秀的湘西边地苦苦地构筑他的理想人生形态,抒发了他对湘西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沈从文的这类小说被称为"乡土抒情小说",《边城》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论沈从文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研究沈从文的重要窗口。新的道家思想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静”的捕捉和“美丽总使人忧愁”的风格尤为醒目。现代批判是沈从文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汉人、“海外飞来的蝗虫”、阉寺性等都被他视为堕落,“病”更是他经常使用的意象。解放后,面对“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沈从文从不能适应到对“思”与“信”的反思,最终在回归传统文化中显示出无从驯服的斑马的心理特征。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凄馨而迷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湘西世界"的原型本身也很神奇.沈从文是湘西各族人民共同的伟大儿子,"湘西世界"是他的赤诚奉献,是"湘西文化"形象化的"百科全书".     

沈从文小说尚"三"特征探析

沈从文小说具有突出的尚“三”特征。沈从文小说尚“三”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氛围营造、主题传达、情节安排等方面。尚“三”不是沈从文随意的创作习惯,它有着悠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以“三”为法的民族无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探索沈从文小说的尚“三”特征,有利于深化对沈从文的认识。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

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本是反对新文学的,由于朱自清的介入和时代的急剧变化,刊物逐步向新文学让步,最终被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