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第三者”:中国现代文学婚恋叙事片论

中国现代文学婚恋叙事中的"第三者"乃是一个现代认识装置,它是现代婚恋观念的普及及其制度化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现代文学场域中的"第三者"可以归结为两股叙事潮流:一是以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为代表的启蒙文学潮流;一是以蛰居上海的现代主义作家叶灵凤、穆时英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潮流.二者之间偶有重合之处,它们所蕴含的价值、道德、伦理判断依然泾渭分明,风格迥异.     

新世纪以来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动向考察

老舍创作的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是新世纪以来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考察婚恋类型及内涵特点，有“民间性”“传统性”“清醒理性”诸说；分析各类女性形象，对悍妇尤其是虎妞形象做了有新意的阐释。从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出发，发掘所表现的文化社会学内涵，探究老舍婚恋观和女性观的传统倾向和男权意识，刷新乃至深化了此前的认识，拓展了研究空间。某些论述重复旧议，是“泛学术”时代很难避免的弊端。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昭示了新世纪老舍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诸多值得注意的信息。     

现代叙事的迷津:限知叙事和个体伦理

新时期以来文学变革的遗产之一是:"现代叙事"品格的生成和确立,限知叙事视角和个人叙事伦理成为新的叙事成规。然而,一种偏至的现代性文化想象下生成的"现代叙事"是否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思维定势和僵滞的叙事法则?现代性的世纪论争揭示了"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以及自身的矛盾和分裂。新中国文学自诞生起,就以克服和超越"现代文学"的个人视角和立场为使命,而力图创建高视点的"宏大叙事"新规范,以社会历史为本事的洞悉人的社会本性的总视点和穿越历史的"作者权威"的叙述声音,正是社会主义文学全知叙事的本质特征,也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当下这个个人主义叙事伦理盛行的时代,也许到了调整我们的叙事视角,重新呼唤"作者权威"再度出场的时候了。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经济体制转型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伦理——以《活着之上》《所谓教授》《第十一诫》为例

在大学叙事小说中,婚恋伦理是其主要的一个面向。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书写呈现出既顺应又抵触,既含蓄又露骨的文艺质素。本文立足大学叙事语境和知识分子价值传统,分别探讨了以情感欲望为主导和以功利或身体欲望为主导的婚恋模式与经济市场化的复杂关系,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型下,大学知识分子的婚恋伦理呈现出精神让位于物质,情感泛滥化、功利化的特征,并提出了身体的“类商品”属性的概念。大学叙事小说中婚恋伦理的书写,为反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嬗变,厘清经济市场化与大学知识分子婚恋模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内容资源和历史借镜,对大学叙事小说中婚恋伦理的研究为厘清当代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启示。     

叙事伦理：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

叙事与伦理结合构成作为批评方法的叙事伦理,其知识合法性基础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伦理是对人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种规定,而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或称虚构叙事）是对生存的一种展示,加深我们对应然生活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基础;其次,叙事和伦理都是人的自我确立方式,这是叙事走向伦理的心理学基础;最后,“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叙事走向伦理的美学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叙事美学困境探微

"日常叙事"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活化取向,在将日常观念与个体价值立场及生命意识全面开启的同时,也让文学对现实的理解和感悟进一步贴近当下。但其中叙事与日常生活距离的消失、精神视野的萎缩及艺术创新的停滞也因此成为"日常叙事"难以摆脱的审美困境。从话语主题、叙事伦理及文本构建等角度来透视转型期作家认同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柔石小说的现代叙事伦理审视

柔石小说在左翼文学中具有特殊性。本文从现代叙事伦理的视角出发,指出柔石小说与其他左翼文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叙事伦理策略的不同,进而分析柔石小说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特性,认为柔石小说叙事听从自我生命的本真感受,关注人的生命深处的呼唤,从而保全了个人话语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也使左翼文学显现出别一风景。     

从政治伦理、精英伦理到个体伦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伦理向度

当代小说从政治伦理、精英伦理再到个体伦理的叙事价值的迁移,形成内涵各异的小说话语范式:政治伦理规约下的人民伦理大叙事;精英伦理指向性的启蒙现代性叙事;以个体化、生活化和生命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小说叙事伦理。这些变化表明文学在不断地被边缘化、市场化的同时,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和屈从,将会随着文学自律意识的复苏而逐渐消除,文学将重新疏通整理自身的叙事经纬,构建自身的叙事伦理维度。     

布林克新作《菲莉达》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南非著名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新作《菲莉达》生动再现了南非奴隶制时期伦理错乱、道德失衡的社会图景。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女主人公菲莉达的婚恋关系违伦、戕害子女违伦以及宗教秩序违伦,探讨菲莉达的伦理选择困境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以期剖析作品深处的伦理特性和布林克的伦理观念。     

《复活》中的基督教婚姻伦理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明确表达了基督教婚姻伦理观。他通过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求婚的过程,通过俄罗斯上流社会婚姻关系的混乱和下层劳动者在婚姻关系中的真诚、奉献和爱的情感,表现了基督教的婚姻伦理突出体现的是奉献、自我牺牲和爱上帝。它作为基督教道德伦理的具体体现,对人性的提升、社会的和谐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红楼梦》的家庭伦理道德

《红楼梦》中关于孝道、夫妇人伦、婚姻爱情、家庭和睦等方面的家庭伦理道德问题较为复杂。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纲常不正、道德伦丧、子孙不肖、礼法废弛 ,曹雪芹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萌生的超前伦理意识 ,尤为可贵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简·奥斯汀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通过对五起婚姻的描述 ,表明了她的婚姻观 :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 ,而贪图金钱和情欲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她的这一观点 ,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古代狐狸描写的婚恋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的狐狸描写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伴随着文人强烈婚恋幻想意识的注入,狐狸描写中展现出鲜明的婚恋文化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婚恋描写的重要内容。一是婚恋理想的梦幻实现方式,是文人生命价值与社会伦理道德矛盾的产物,是心理学中快乐原则指导下的创作。二是婚恋丑行的教化惩戒作用,是文人对婚恋梦幻实现的恐惧和伦理道德说教的产物,是心理学中现实原则指导下的创作。     

论北朝民间"婚恋"歌辞

本文对上一世纪的北朝民间“婚恋”歌辞的研究作了简略而精审的评述 ,然后就北朝诸民族语言的翻译问题、婚恋习俗问题和婚庆仪式等崭新的角度 ,对北朝民间“婚恋”歌辞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 ,并提出了若干新见解     

英国19世纪女小说家的恋爱婚姻观

英国19世纪涌现出了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不少不朽之作。其中那些女作家尤其突出。她们的一系列爱情故事小说表达了她们对恋爱婚姻的理解和解释。她们一致认为:幸福美满的恋爱婚姻是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的。同时,她们也有完全不同的观念。简·奥斯丁揭露了门当户对恋爱婚姻观;夏洛蒂·布朗特认为男女在爱情上是平等的;爱米莉·布朗特则把爱情写成矛盾的漩涡,更有人不慎失足于其中;而乔治·爱略特强调女性要循规蹈矩,甘于平凡。她们充分表达了19世纪女作家的形形色色的恋爱婚姻观。     

论古代戏曲中的婚姻描写

男女婚姻是古代戏曲中常见的题材,由于剧作家的身份及创作意图的不同,古代戏曲所描写的婚姻也有功利型、情性型、伦理型、政治型等不同的类型.功利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借助联姻以跻身上流社会,两者是"才"与"财"的结合;情性型婚姻描写的重点是男女双方的情与性,凸现了婚姻本身的特性;伦理型婚姻则通过对男女婚姻的描写,宣扬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相同的政治倾向之上,政治重于婚姻本身.     

纳西族殉情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丽江纳西族社会里,殉情是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以至于外人把丽江称为"殉情之都"。丽江纳西族的殉情之风有深刻的社会、宗教、文化、心理原因。殉情是改土归流后严格的包办婚制与原有的自由婚剧烈冲突的产物;为殉情者提供理想乐园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对情死者的同情和安排;殉情这种极端做法源于封建礼教在丽江的盛行和严格规范带来的社会谴责和自我谴责压力。如今,社会制度的转变消灭了殉情现象,但在一个民族中曾经出现过的悲剧现象,仍是研究这个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