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个维度考察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结果发现：研究生培养质量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有政策不足以解决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或激烈讨论的社会热点事件，共同汇成问题源流，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及高校管理层的实践经验汇成政策源流，提供了大量可行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政策改革备选方案；质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国民情绪及注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创新驱动等党的理念汇成政治源流，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政策议程的开启提供了政治势能。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高校管理人员以及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性重大会议的推动下，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之窗”多次开启。未来需准确把握问题源流中各要素的变化，呼吁政策源流中政策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关注政治源流中国民情绪的变化与执政党理念的内涵，共同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议程设置更加合理化。     

DRG改革背景下我国公立医院控费提质研究

在医保支付方式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作为医保改革的关键政策，在其推进落实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出控费和提质的双重导向，公立医院如何解读与应对，已成为新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必答题”。文章将多源流理论与标尺竞争理论有机结合，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定性推导出DRG控费提质双重导向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得到现阶段尚存在矛盾点的结论。通过医保、医管双视角，对DRG改革中控费和提质矛盾点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细化，再提出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完善与落实DRG政策提供支持。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助推“医保患”三方共赢的政策机制研究

为分析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助推“医保患”三方共赢的政策机制，提出未来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文章通过系统检索2009—2022年我国国家层面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文本，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186份政策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分析，识别和提炼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助推“医保患”三方共赢的政策机制分析框架。经过反复分析、比较和联系，从政策文本提炼出62个初始范畴、11个副范畴、5个主范畴。结果表明，各个概念和范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基金管理、费用控制、行为改变、资源配置、权益保障这五个主范畴，在改革中的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助推“医保患”三方实现共赢。文章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结果，同时结合目前我国在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分别从以上五个方面为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目标提出政策完善建议。     

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以义乌市出租车改革为例

多源流框架是一种获得了广泛性应用的政策议程分析框架,应用该框架来分析义乌市出租车改革过程,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各自在改革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义乌市委书记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推动了源流的汇合,不过政策之窗的开启主要是由于政策“试点”效应的作用,政策“试点”是多源流框架应用于中国地方政策情境中时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多源流分析——以学前教育政策为例

我国学前教育政策资源配置调整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新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学前教育政策变迁为例，采用多源流理论探讨新媒体对学前教育政策变迁影响的逻辑。分析发现，新媒体对学前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在问题源流上，通过提出和解释关键指标、强化焦点事件的影响以及促进问题反馈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源流上，通过促进形成政策原汤，促进官方与非官方的对话等方式影响议程；在政治源流上，主要有激发国民情绪、表明政府态度及理念等方式。三种源流耦合、交互作用，并在特定政策之窗打开时，共同促成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议程研究

多源流理论自引入我国以来被广泛用于多种领域的政策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对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进行剖析,发现政策议程的设置源于三重动力：问题源流来自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比偏低、家长群体对普惠园需求旺盛、普惠性民办园教育质量堪忧,是开启议程的源头;政策源流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政府部门在“政策原汤”中的决策,是组成议程的核心;政治源流来自兑现幼有所育和人民美好生活承诺的执政理念及国民情绪,是推动议程的关键。建议紧扣问题源流,及时跟进解决普惠园问题;驱动政策源流,吸纳学前教育利益共同体;回归政治源流,切实把握普惠园舆情方向。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嬗变过程和内在逻辑,或可为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研究与公共政策理论提供借鉴和启发。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政策议程研究

[目的/意义]探究《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如何迅速成为政策议程设置,揭示政策制定的内在逻辑机制。[方法/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结合中国情境进行修正,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数字鸿沟较大、数字人才队伍缺口大且分布不均、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有待加强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问题源流;多方群策群力共议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举措构成政策源流;执政理念、国民情绪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政治源流;问题、政治、政策三条源流同时具备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政策之窗”开启,政策议程设置得以实现。研究表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政策是多种源流耦合作用的结果,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决策特征。未来决策者应重视“问题源流”、畅通“政策源流”的反映渠道、契合“政治源流”的价值取向,发挥“政策溢出”的辐射影响力。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分析

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教授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分析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多源流理论用于我国"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分析当中,梳理异地高考政策方案出台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机会之窗,指出政策时机、政府重视以及多方参与等会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关注,并最终推动异地高考方案的出台。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与提升路径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提出了研究生教育治理分析模型来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出发,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焦点事件初具条件、治理主体权力矛盾以及政策共同体作用有限是目前阻碍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府需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推进路径——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的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运用文献梳理法和综合分析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视角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与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宅基地的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构成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构成政策源流;民众意愿的诉求、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外溢效应”构成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经由政策企业家的结合,有机交汇打开“政策之窗”,使宅基地“三权分置”被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三源流耦合开启“政策之窗”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设定宅基地“三权”的归属与权能配置、充分激活宅基地使用权市场配置的政策授权,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发布,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过程。从多源流理论来看,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多股源流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如何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约束成为了问题流,多年的地方试点和相关文件形成了政策流,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和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强烈的搬迁意愿促使了政治流的出现。这三股源流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贯穿于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当三股源流汇合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之窗就被打开,进而提上政策设置议程。     

共识机制与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的路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为例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对政策议题依其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过程。在政治精英中建立共识,是实现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基于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观察,发现社会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存在官僚、上书和协商三条路径。在谋求政策共识过程中,这三条路径呈接力模式。这三条路径及其接力模式,显示了中国决策体制的开放性和适应性。这一发现打开了议程设置的"黑箱",阐释了中国场域下政策之窗开启的路径和机制,丰富了金登提出的多源流框架。     

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     

基于三维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的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量化分析

为全面剖析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发布特征和内容,并提出未来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文章通过系统检索,获取了2009—2021年我国国家层面的171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文本,运用统计学相关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在对政策条目进行历时分析和发布机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力度”的三维分析框架,进一步对政策内容进行多维量化分类和交叉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在政策分析框架下,政策工具丰富多元,但内部分布不均衡;改革注重服务质量提升,但各个目标之间分布差异较大;力度大的专门文件数量较少, 总体调控能力偏低;各交叉维度分析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错配和结构失衡。建议完善政策内部结构,增强政策工具运用的均衡性;发挥政策目标—力度协同效应,提高改革的契合度;破除制约政策体系完善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推动改革发展。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议程研究 ——多源流理论视角

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效分析工具,是揭示政策过程"黑箱"的经典模型.运用多源流理论政策框架,揭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问题源流——国家、产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遇到的现实困境,催生诸多解决方案形成了来自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技术需求方和创新研发个体的政策源流.二者互动的同时,变化的政治源流——党和国家的关注、公共舆论的压力——与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在关键节点,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开启了政策之窗,实现了政策落地.应该围绕各源流及政策之窗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变迁的多源流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经历了垦拓与酝酿、起步与探索、规范与发展、深化与完善四个阶段。运 用多源流理论对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变迁机理进行探析,研究发现：问题源流为政策变迁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国家 重大战略为政治源流营造了适宜政治环境,多方意见建议汇合为政策源流酝酿了合法性的土壤。我国在幼儿园质量评估 政策改革和优化方面,应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具体实施;科学统筹规划,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 的政治保障;吸纳多方建议,坚持端正幼儿园质量评估政策的价值取向。     

南京市某三甲医院单病种付费现状及效果研究

选取南京市某三甲医院2015年11月—2021年12月的病例和10个抽样病种，调查实施单病种付费前后整体住院费用和病种费用，探讨单病种付费方式的成效，为完善单病种付费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结果显示，实施单病种付费后，医疗总费用有所下降，统筹基金、个人支付均有所上升；费用构成上，药费、麻醉费上升，项目费、材料费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单病种付费制度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医疗费用的增长，但对减轻患者个人负担的作用有限。应强化单病种控费，积极探索由单病种付费向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的过渡， 完善多种支付方式并存的付费制度。     

公务员养老改革:问题、议程和交易费用分析

政策议程是理解真实时间进程中的政策过程的中间变量,政策行动者对政策问题的主观构建会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议程也取决于既定的政治和决策体制如何分配决策话语权。诺斯关于交易费用政治分析的两个命题揭示了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区分议程产权和话语权是必要的。我国的公务员养老改革在2008年经历了问题的重新构建,朝向"三支柱"的统一格局迈进,但是我国特定的政经体制决定了中央和地方需要就改革产生的事权支出责任变化导致的预算缺口进行讨价还价,冗长的政策试点过程实际上隐匿着讨价还价议程。     

地方环境治理创新如何进入国家政策议程——“二阶耦合”框架下对河长制的案例分析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中国环境政策议程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修正多源流理论后所构建的“二阶耦合”分析框架,梳理河长制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政策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以无锡河长制为代表的政策创新暂时缓解了地方层面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但就全国而言,河长制所涉及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只是达成了多元的局部耦合,因此其依旧停留在地方扩散和探索阶段。虽然如此,河长制的一阶局部耦合也赢得了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第二阶段,全国不同情境下的水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持续的地方探索和央地互动促使政策流实现根本性重构,加之中央政策倡导者的积极行动,从而促使三流完全耦合,河长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由于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元情境性的特征,河长制案例所示的“二阶耦合”体现了“松散耦合”的理论价值,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弹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