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以义乌市出租车改革为例

多源流框架是一种获得了广泛性应用的政策议程分析框架,应用该框架来分析义乌市出租车改革过程,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各自在改革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义乌市委书记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推动了源流的汇合,不过政策之窗的开启主要是由于政策“试点”效应的作用,政策“试点”是多源流框架应用于中国地方政策情境中时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个维度考察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结果发现：研究生培养质量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有政策不足以解决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或激烈讨论的社会热点事件，共同汇成问题源流，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及高校管理层的实践经验汇成政策源流，提供了大量可行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政策改革备选方案；质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国民情绪及注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创新驱动等党的理念汇成政治源流，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政策议程的开启提供了政治势能。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高校管理人员以及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性重大会议的推动下，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之窗”多次开启。未来需准确把握问题源流中各要素的变化，呼吁政策源流中政策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关注政治源流中国民情绪的变化与执政党理念的内涵，共同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政策议程设置更加合理化。     

应用数字化学习工具提升大学生数字素养

随着《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发布，全民数字素养迅速成为热点话题。文章针对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在线学习存在学习效果不如人意、教学平台和工具使用不熟练等问题，在梳理分析“全球热门学习工具榜单”连续发布15年来的发展与应用的基础上，提出大学生应主动运用学习工具培育数字意识、努力学用学习工具增进数字知识、积极采用学习工具强化数字能力、合理利用学习工具提升数字伦理水平4个策略，以期为大学生应用数字化学习工具提升数字化学习能力、提升大学生乃至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进而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等提供参考借鉴。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议程研究

多源流理论自引入我国以来被广泛用于多种领域的政策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对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进行剖析,发现政策议程的设置源于三重动力：问题源流来自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比偏低、家长群体对普惠园需求旺盛、普惠性民办园教育质量堪忧,是开启议程的源头;政策源流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政府部门在“政策原汤”中的决策,是组成议程的核心;政治源流来自兑现幼有所育和人民美好生活承诺的执政理念及国民情绪,是推动议程的关键。建议紧扣问题源流,及时跟进解决普惠园问题;驱动政策源流,吸纳学前教育利益共同体;回归政治源流,切实把握普惠园舆情方向。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嬗变过程和内在逻辑,或可为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研究与公共政策理论提供借鉴和启发。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DRG政策议程探析

DRG支付方式改革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聚焦DRG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议程设置问题，能够凝练出DRG政策出台的逻辑路径和政策目标，继而为后续DRG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基于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及政治源流对DRG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DRG政策的形成机理和政策目标。研究发现，DRG支付方式政策的出台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问题源流——费用控制、医保管理；政策源流——专家倡导、政策探索；政治源流——执政理念、公众需要”,三者动态耦合，打开了DRG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之窗。为进一步推进DRG政策体系的完善与落实，在问题源流方面，政府应增强问题意识，不断疏解DRG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在政策源流方面，鼓励专家和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持续优化政策储备；在政治源流方面，把握国家重要战略的引领方向，积极践行国家医保改革理念。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推进路径——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的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运用文献梳理法和综合分析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视角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与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宅基地的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构成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构成政策源流;民众意愿的诉求、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外溢效应”构成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经由政策企业家的结合,有机交汇打开“政策之窗”,使宅基地“三权分置”被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三源流耦合开启“政策之窗”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设定宅基地“三权”的归属与权能配置、充分激活宅基地使用权市场配置的政策授权,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发布,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过程。从多源流理论来看,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多股源流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如何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约束成为了问题流,多年的地方试点和相关文件形成了政策流,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和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强烈的搬迁意愿促使了政治流的出现。这三股源流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贯穿于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当三股源流汇合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之窗就被打开,进而提上政策设置议程。     

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     

共识机制与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的路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为例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对政策议题依其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过程。在政治精英中建立共识,是实现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基于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观察,发现社会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存在官僚、上书和协商三条路径。在谋求政策共识过程中,这三条路径呈接力模式。这三条路径及其接力模式,显示了中国决策体制的开放性和适应性。这一发现打开了议程设置的"黑箱",阐释了中国场域下政策之窗开启的路径和机制,丰富了金登提出的多源流框架。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与提升路径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提出了研究生教育治理分析模型来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出发,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焦点事件初具条件、治理主体权力矛盾以及政策共同体作用有限是目前阻碍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府需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     

数字化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价值、内涵与路径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的必然要求。数字素养不仅包含人们在数字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必备的数字技能,而且包括数字思维、数字价值观等。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主要就是提升大学生正确认知和获取数据信息的能力,通过数据进行交流、沟通、分析、评价的能力,以及保护数字安全、解决数字问题的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等。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必须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全面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着力构建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体系,切实增强大学生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时代新人。     

数字中国背景下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径

基于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挖掘美、英、澳、新等国家及国际组织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国际经验和实践策略,为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研究发现,建构政务人才数字素养测评指标、搭建数字素养教育系统、探索多方联动协作路径是世界主要国家提升政务人员数字素养的主要策略。借鉴国际经验,未来我国政府可采取梯次衔接、结构合理的政务人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建构指标体系、建设系统平台、促进多元协同,以助力提升我国全民数字素养,实现“数字中国”的伟大战略目标。     

改进的多源流模型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研究

文章应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框架,结合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本土特点,提出改进的多源流模型,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进行描述、分析。研究发现,既有的减负政策结果反馈出越减越重的问题,教育焦虑、新的培训教育体系和资本力量的干涉共同构成了“双减”政策的问题源流;政府关注倾向转移到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上,设立了基础教育司;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了减负政策共同体。一系列相关会议的召开助推“双减”的政策之窗开启,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推动下,“双减”政策的政策议程得以确立。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政策议程解析

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制定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得出：多组客观数据指标所表征的教师思想素质、能力素养、资源配置、地位待遇等问题,在师德失范焦点事件的伴奏以及相关政策反馈信息的推动下迅速形成问题流;政府部门人员倡议、相关政策措施、专家学者利益共同体的回应汇聚成为政策流;强烈的国民情绪以及党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执政意识与理念构成政治流。三源流不断嵌套、互动、积累,在“耦合”之时,开启政策之窗,促成《强师计划》政策议程的确立。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分析

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教授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分析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多源流理论用于我国"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分析当中,梳理异地高考政策方案出台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机会之窗,指出政策时机、政府重视以及多方参与等会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关注,并最终推动异地高考方案的出台。     

地方环境治理创新如何进入国家政策议程——“二阶耦合”框架下对河长制的案例分析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中国环境政策议程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修正多源流理论后所构建的“二阶耦合”分析框架,梳理河长制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政策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以无锡河长制为代表的政策创新暂时缓解了地方层面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但就全国而言,河长制所涉及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只是达成了多元的局部耦合,因此其依旧停留在地方扩散和探索阶段。虽然如此,河长制的一阶局部耦合也赢得了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第二阶段,全国不同情境下的水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持续的地方探索和央地互动促使政策流实现根本性重构,加之中央政策倡导者的积极行动,从而促使三流完全耦合,河长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由于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元情境性的特征,河长制案例所示的“二阶耦合”体现了“松散耦合”的理论价值,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弹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十三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探索——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语境,分析"十三五"时期执政党掌握议程设置规律的价值功能与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路径:媒介议程上,执政党应科学设置议题,内强政治文明,外塑政党形象,完善主流网站;公众议程上,网络利益表达主体提升媒介话语权,培育网络政治文化,借力"意见领袖"合理引导价值观;政策议程上,采用民意搜集系统,提高政策疏导能力,实现"输入—输出"的平衡适配。     

多源流模型视角下公费农科生的政策议程设置及路径探析

涉农高校承担着为乡村振兴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使命。本文通过梳理公费农科生政策的发展脉络,将公费农科生政策演化分为借鉴、探索、试点三个阶段,结合多源流模型理论,从问题源流（内部动因）、政策源流（外部动因）、政治源流（核心动因）构建公费农科生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机制,并在三种源流的基础上针对农科生公费培养政策提出建议：明确问题导向,从需求侧推进农科生教育;积极建言献策,推进部属涉农高校试点;动员多主体参与,树立正确观念,探索我国公费农科生政策优化和全面推广的着力点与发展路径,以期推动新农科建设,为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数字金融素养会降低农村居民网络诈骗风险吗?

数字金融素养是消费者掌握的数字金融的知识和技能,在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下,提升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对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至关重要。基于陕西省农村居民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数字金融素养测度指标,探究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网络诈骗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不高,且与网络诈骗风险正相关;数字金融素养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接触网络诈骗的概率,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实际遭受网络诈骗的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素养对男性遭受网络诈骗风险的提升作用大于女性,存款规模越大越容易遭受网络诈骗,面临信贷约束的群体遭遇网络诈骗的风险也更高。这与数字金融发展的阶段特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