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生态效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的情形下,生态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采用2001-2015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各地的生态效率,进而以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为解释变量,建立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将空间效应分解为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地方财政自由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存在,生态效率建设存在“以邻为壑”的局面.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优金融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经济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金融比率、金融活力、金融效率及金融密度4个子维度检验了金融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地区经济发展不仅受本地区金融结构的影响,还受到相邻地区金融结构的影响；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来看,金融效率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金融密度则抑制本地经济及邻近地区经济发展,金融比率与金融活力显著地带动周边省份经济发展；金融空间结构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影响的表现不尽相同。应继续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空间结构与实体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指引功能和“有效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根据本地产业禀赋基础实施差异化金融发展战略。     

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家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部门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本地环境规制程度显著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环境规制程度越低。(2)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本地环境质量。(3)本地污染水平同时受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影响,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环境污染。(4)贸易开放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和约束;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地方债务增长吗?——来自中国省级城投债与空间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与政府晋升考核机制背景,分析地方政府间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5-2013年我国省级城投债面板数据,从税收竞争与引资竞争两个维度刻画地方政府竞争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规模存在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其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也尤为明显;不论是税收竞争还是引资竞争,均显著地促进了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对本地区地方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忽略这种影响,会低估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空间关联、金融发展及财政缺口等方面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绿色发展绩效——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本地效应而言,伴随绿色发展绩效分位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随之增强;就邻地效应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溢出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W”型冲击,并且溢出范围大致在36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加强交通网络共建共享、提升绿色创新研发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增绿色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江浙沪地区、大型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以及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边际溢出红利更为强烈。本文结论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FDI与我国绿色发展关系研究

从FDI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政策效应4个方面,分析了FDI与我国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认为:FDI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都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FDI区域结构效应影响不一,对我国中部地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FDI规模效应显示有的污染物已迈过倒“U”形拐点,但有的尚没有.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加强FDI对我国的“污染光环效应”,防止“竞争到底模式”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出发,提出了利用FDI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品牌价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对品牌价值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品牌影响生产和消费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并对金砖四国和四个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品牌价值榜单的品牌数量与该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数据分析,从结果看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使用全球前500品牌数量作为品牌价值的代理变量,使用一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这八个国家的品牌价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品牌价值可以显著地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品牌价值每增加1％,就会带来这个国家的GDP份额0.13％的增加.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较,提出了我国所有制制度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分配制度体现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等制度优势。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事实与机制

外有国际贸易新格局的挑战,内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何利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优势来助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当下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基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从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着手探讨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质量型经济的发展,尤其对经济增长效率及可持续性的贡献突出;(2) o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即odi逆向技术溢出需要时间才能发挥作用;(3)东道国经济水平高、企业分支机构数量少、企业从事贸易销售型业务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但在稳定性方面,odi作用效果不理想;(4) odi规模扩张能提升母国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强度,阻碍技术差距的扩大,并经由这些变量的中介效应来显著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效应检验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改革发展战略任务和创新体制机制的综合功能区,应该是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排头兵。采用2006—2016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能够驱动所在省份的绿色发展,但对其主体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所在省份绿色发展并不存在门槛效应。     

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研究

财税政策在新能源产业经济规模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和支持作用,是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外部催化剂。许多发达国家成功借力有效的财税措施促使新能源产业获得了发展壮大,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累积了丰富的财税政策经验,这是湖南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有益借鉴。现行湖南新能源产业的财税政策存在分散性、短视性和时滞性的问题,部分财税措施尚未对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应有的支持效应。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发挥财税政策对产业经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构建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为湖南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