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的演变

政治思想是伴随政治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回顾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复兴的坎坷发展历程,其政治权力观经历了从至善到非道德、从分立制衡再到无支配的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有助于深入探究共和主义这一古老的西方政治传统.     

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

民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因而民族的道德理念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支柱.本文就政治的合道德性来解读民主政治,进而思考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西方民主政治的道德前提是自由、平等,但在西方自由民主框架内,自由与平等具有内在的冲突,导致公共生活式微与道德丧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高扬公益政治、道德理念,建设和谐社会,也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实现更加均衡对等的平等,实现公民和国家的自由一致,建设更加人道的共和民主政治.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共和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民主共和政治遭到失败,国家政治走向分裂.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建构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梭伦改革与塞尔维乌斯改革之比较

梭伦改革与塞尔维乌斯改革在改革性质与方向上颇为相似,各为此后雅典和罗马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西方建立民主和法制政体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同时,二者在具体措施上又有诸多不同,这是因为二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与具体国情上的差异有关。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略论法变之要义

从根本上说,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法变不过是以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理念将传统颠覆且替换的过程.传统的转换,亦即是"传统活化石"即民众的转变.就此意义而言,法变成功的目的在于将民众从传统之中置换出来,使其建构新的法治意识.法变层面上的主体不仅仅为作为法变主导者的政治主体,还在于作为回应体的民众主体(社会).法变的成功在于两者之间的相互辉映.就此而言,主体乃是政治与社会抑或说民众.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３２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上的代言人,积极宣传爱国救亡,传播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法律学说,在不同历史阶段程度不同地推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变革。但他们在抨击封建法文化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保留了封建法文化的腐朽传统,其思想终为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所抛弃而趋于衰落。     

梁启超道德诉求的三次转型

梁启超一生的道德诉求经历了知识—工具—个人修养三次转型,在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道德失范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表征.梁启超在传统心性道德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公德”新知,以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之不足；出于对民初政治转型和共和体制建构的考量,梁启超所提倡之“公德”主要是指与政治有关的政治道德、公民道德；针对大学教育工具化、技术化倾向,梁启超重拾儒家和阳明心学的个人修养论,提倡塑造完美人格,以补知识教育之不足.     

评宋教仁的议会政治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认为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时期开始了.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因此,他踌躇满志,积极活动,以"政党内阁"、"议会政治"为武器,力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短短的一年半中,宋教仁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作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宋教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政治体制非常佩服,他的政治理想,就是通过两党在宪法范围内的自由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从而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从事政党的建设,力图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他认为有了一个强大的好的政党,就能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他说,"一国之政治,恒视     

礼·达摩·法——比较视野下的中印传统法律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往往与宗教、道德、习惯等相互交织,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丰富的民族特色与特定的文化内涵。礼的尊崇与达摩信仰融汇了中国和印度对于法律的态度、信念、心理与情感,深深植根于中印传统法律文化的土壤,表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风格与特质。基于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风俗习惯等因素,中印传统法律文化呈现出诸多共通而又相异之处。对两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异同进行比较,既为回顾法律文化传统、展望法治发展前景,又希冀以印度为镜,透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继受与革新。     

"花样"年华--1920年代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

袁世凯之后,中国进入军阀时代.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况下,群体的维系成为军阀们面临的大问题.本文探讨了他们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取资儒学和江湖义气,利用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甚至实行颇具现代色彩的组织、团体化和编村制度.文章认为,军阀们对治理资源的寻求,演示了中国政治进程的某种理路,军阀政治的余波远比我们预计得要大.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爱祖国发展到革命救国,这是广大华侨爱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广大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为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继续战斗。本文拟就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建立独裁政权,派出爪牙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残酷地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接着又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至此,共和民政,荡然无存,人民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孙中山等再次流亡到日本,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