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暴恐”之性质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暴恐"已经逐渐成为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方式之一。从犯罪学角度来看,网络"暴恐"本质上是一种恐怖主义犯罪,它是恐怖分子基于政治性目的而实施的具有暴力性或破坏性的行为。同时,网络"暴恐"也是一种网络犯罪,是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作为犯罪的工具或者是将网络系统作为攻击的对象所实施的暴力恐怖主义犯罪。从刑法学角度来看,网络"暴恐"构成我国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它是恐怖分子个人或恐怖组织出于一定的政治性目的,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犯罪。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基于刑法第120条“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开启了"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先河。"预备行为实行化"将原本不予处罚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对待,从而实现了暴恐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是有正当性根据的。现实层面上,暴恐预备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可能性和敌视法规范的刑事不法;政策层面上,事前防范比事后打击更有利于反恐;法理层面上,回应型法、预防型法和安全型法都要求反恐视线必须前移,从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回应公民严惩恐怖主义的诉求,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与稳定。     

基于预警层面的反恐新模式研究

近几年频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公安部要求以新疆为主战场,开展严打暴恐行动,多地反恐力量升级,我国为全面提高对暴恐事件的预警能力开启了全民反恐新模式.当前,需总结我国反恐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其诱发原因,进一步展开以高效有力打击暴恐活动为目标的基于预警层面的反恐新模式研究.     

依法治疆背景下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推进去极端化的成效与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三股势力"在新疆各地大肆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引诱、教唆、胁迫他人参与暴恐活动.面对宗教极端思想侵蚀范围广,受毒害人员数量众多的问题,我国在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和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对因被教唆、胁迫或蒙骗而参与暴恐和宗教极端违法活动,行为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其主...     

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轻刑化量刑的思考

研究发现,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制约束缚、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容忍与冷漠以及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帮助的漏洞所致,而且,我国当前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定罪量刑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现状也颇引人担忧,因此,有必要从"受虐妇女综合征"、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期待可能性、社会危害性等理论及实践问题入手,对广泛关注的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从而提出对此类犯罪轻刑化的法理依据.     

关于极端主义的概念分析

极端主义是以歪曲的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表现或者实施的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主张和行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和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反堕胎极端主义等,但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具有目的的政治性和反社会性、主张的异己否定性、手段的暴力型、本质的非宗教型的特征,它肇始于非法宗教活动,通过坚定恐怖主义信念、发展暴恐组织成员、传授暴恐犯罪非法、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等方式催生着恐怖主义。国家打击和遏制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以铲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明确界定暴恐犯罪彰显中国法治化反恐决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范相关案件审理. 不同于一般的司法解释,此次出台的意见不仅对罪名把握和管辖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而且对如何“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作出明确界定.此间专家指出,在中国反恐法立法前,该意见将会被作为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的基本指引,这体现出依法治国理念在应对暴恐犯罪和宗教极端案件领域的延伸和贯彻.     

完善铁路安全反恐机制的思考

近年来,恐怖分子针对我国铁路行业实施了多起暴恐案件,我国铁路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实践中,我国的铁路安全反恐机制并不完善,铁路行业在反恐意识、事先预防、人员配置、技术设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铁路安全反恐机制,给铁路行业创造一个安全的运营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分析近年来国内外铁路行业暴恐案件特点以及恐怖分子青睐铁路行业原因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我国铁路行业在反恐防范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反恐工作机构,建立反恐防范体系,统一反恐防范标准,提升安检防范能力,重视情报收集研究,健全反恐预警机制等对策。     

论个体犯罪被害预防的理论基础

从多个角度论述了个体犯罪被害预防的理论基础:趋利避害的本能是其人性基础;人的安全需要作为其心理学基础使个体犯罪被害预防成为可能;作为政治学基础的国家对公民的信任使个体犯罪被害预防得以有效开展;犯罪动机的形成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及责任公民理论等作为其犯罪学基础充分论证了个体犯罪被害预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个体犯罪被害预防的基本方法消除被害性因素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     

基于Logistic回归的犯罪概率预测研究

国内能够指导基层公安机关工作的犯罪微观预测研究甚少.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了一个犯罪概率预测模型,对模型指标体系选取、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等关键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并进行了理论检验和实证分析证明.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