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健全法律监督体系是遏制权力主体腐败的基本手段

滥用权力是产生权力主体腐败和渎职、失职行为的直接原因,建设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是防止、遏制、惩治权力腐败,使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廉政及社会风气清明的基本手段。     

权力腐败及其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

腐败是权力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 ,“腐败”一词常作为“权力腐败”的代名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是权力者、权力的对象和权力所处的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监控不力、惩治不严是权力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法律监督机制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系统 ,它包括防范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惩治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它们构建了一个全面、协调、有效的反腐败机制。因此 ,完善反腐败的法律监督机制 ,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土壤 ,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法治建设的廉政课题解析

廉政与法治都重在防止权力滥用、控制权力腐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因而应将两者贯通起来，形成互动，以求一箭双雕、事半功倍之效。法治建设必须把廉政作为一项基本任务、一个基本标尺，努力打赢廉政这场硬仗、大仗，无廉政则无法治。为此，要将廉政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始终，坚决反对立法腐败、执法腐败、司法腐败，以及普法教育、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的腐败。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法治反腐”的概念界定

通过对法治、腐败、反腐等相关概念的辨析,将"法治反腐"的概念界定为:在法治思维的引领下,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规范和正当程序,由专门的反腐机构科学地运用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种治理模式。     

法治经济与法治政治——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启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治经济需要相应的法治政治。法治政治由其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实践主体要件构成 ;而法治政治的模式应该充分体现权力制约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和党的领导原则 ,有利于依法治国、克服权力腐败 ,有利于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应从简政放权着手 ,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     

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

政治稳定是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但腐败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伴随物,却困扰和阻碍着社会发展,影响和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腐败原因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需采取思想政治教育、廉洁文化宣传、制度建设、加强权力规范和制约和加大对腐败惩治力度等方面措施来维护政治稳定。     

派系抑或派性:中国式腐败生成的社会基础与逻辑——一个解释框架及其应用

中国式的腐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派系或派性特性有关。派系主要以血缘或姻缘为纽带,通过"权力的庇护关系"网络来谋取利益,导致"圈层式"腐败出现;而派性则主要以地缘或业缘为基础,通过"权力的共谋关系"网络来获取利益,导致"塌方式"腐败生成。只有通过控制公共权力的运行边界,优化公共权力的授予方式,净化公共权力的运行环境,以法治手段取代行政或政治手段,才能实现控制腐败的目标。     

现代公共权力功利观：新公权主义

新公权主义是一种在满足合理的社会功利需求的同时,满足正当的个人功利需求的权力功利理论。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和正当的个人利益,出发点和归宿是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和谐与平衡,基本前提是合理保护私权和私利,关键是科学制约公权;坚持新公权主义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实践新公权主义要以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理想目标,以约束公权、理性施政为关键,以保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和正当的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以预防和惩治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为重要手段。     

邓小平的监督思想与监督执政党机制的改革

邓小平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监督,否则就要犯大错误.监督来自于党内、群众和民主党派等三个方面.他要求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约束执政党各级领导的权力.当前腐败现象的蔓延暴露了监督执政党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对权力的监督十分乏力.因此,必须以邓小平监督思想为指导,建立对执政党及其领导成员有效监督的新机制,包括建立对权力授予的监督机制、改革执政党自身的监督机制、探索群众监督法制化的有效途径等,以期对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权力起到切实有效的监督作用.     

论人性的基本倾向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建立这种制度体系,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关于腐败成因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说",深入探讨人性及其与腐败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对人性的判断是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的治国思路和制度设计取向.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证明: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倾向,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基础;掌握公共权力且缺乏有效的客观监督制约是腐败赖以发生的外在条件,所以就反腐败而言,法律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浅析中国古代特权法的成因及其影响

本文从古代特权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分析入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源头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健全法治体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基本构想。     

论腐败在清末新政官场的新演绎

清末新政旨在革弊振衰、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统治。然而,由于晚清官场的腐败,自救的新政被执政者们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以新政为名,统治集团内部竭力争权夺利,枢府疆臣大搞权钱交易,地方官绅大肆鱼肉乡里。整个新政时期,腐败的官场演绎出一张张栩栩如生的争利图。     

试论依法执政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建理论和法治思想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依法执政的思想基础.依法执政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水平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要领导国家的立法工作,要求执政党要带头守法,要求执政党要保证执法的独立性,要求执政党要不断推动国家法制化、规范化的进程.     

邓小平法治理论综述

邓小平法治理论主要表现在民主立国论、法律权威论、法制观念论、法制原则论、公正司法论和权力制约论等六个方面。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论依法执政的逻辑结构

依法执政这一命题的本体性追问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执政、谁来执政、靠什么执政、如何执政、执的是什么政、不依法执政怎么办等问题.相应地,依法执政的逻辑结构包括但不限于依法执政的本质、主体、依据、途径、对象、目的等因素.明确依法执政的逻辑结构是解决依法执政首要的和关键的一步.否则,极有可能发生将背离依法执政的目标和方法视为依法执政基本诉求的危险.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政治腐败的根源研究

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难题,它正在或已经渗入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腐败的根源,正如腐败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以往我们在解释腐败的原因时,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和对腐败现象的深入研究,关于腐败成因的主要理论观点也越来越多,权力寻租、权力失监和现代化都会导致腐败,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和强国家弱公民社会也会造成腐败,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历史因素和外来因素可以诱发腐败,德治思想和清官崇拜意识导致腐败,腐败成本过低也是导致腐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