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巨擘·重镇·哲人——简论冯友兰的学术造诣

冯友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带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比较妥善的处理了中西哲学的关系。冯友兰是一位不断求索的哲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道路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重思哲学的定义 ——接续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遗产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认为,冯友兰从早年就坚持哲学需要以人生问题为指归,同时特别注重哲学的“普遍性”,这两大追求为中国哲学学科注入了重要的学科基因。然而因为冯友兰先生受西方哲学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理解限制,冯友兰先生一度把哲学的重心转向对于名言概念上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关注,然而在《新原人》代表的思考中,冯友兰先生以“境界说”与“境界-工夫”合一的视野重新定义“哲学”,将中国哲学兼重视“普遍性存在”(“道体”)与具体性过程(“工夫”“经验”)的特质着重阐述出来,这一思路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哲学”与进行“哲学研究”还有着重要意义。如何在“交流对话互动”与“身心实际经验”真正实现“普遍性追求”是我们要“接着”冯先生的工作继续回答的历史课题。     

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

陈黻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之一。当年选修陈黻宸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北大学生,不少入对其讲课内容与授课方法曾表示过不满。但正是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局限,启发了后辈学者追求对西学的了解,深化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态”与“不成熟性”既构成了陈黻宸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特色,又体现了陈黻宸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历史贡献。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冯友兰文化哲学述要

文化问题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中心问题,文化哲学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冯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因此,分析和研究冯友兰的文化哲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3月2 0—2 1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了“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创新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研讨会的宗旨是在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哲学学科创新,建立符合中国哲学特色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现将会议主要议题的发言综述如下。1 中…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恢复学术自信后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等独到见解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

<正> 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荀子明确肯定“天就是自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否定了神秘的天命观。二是“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荀子的这一思想被誉为“辉煌千古的一段名论”(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我们认为对于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这些评价不仅过高,而且流于表面化,没有更深入一层去研究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荀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比较哲学的方法论研究

比较哲学是一门高层次的哲学史性质的新学科,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不同历史类型哲学思想的异同之比较,来揭示人类认识发展的共同规律,以探求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哲学”或人类一般哲学史。在国外早已有比较哲学的论著和研究机构,而在我国比较哲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不少专家、学者对这门学科中的许多问题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对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初步尝试,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