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两个趋向”论断及其政策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趋向”论断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是对我党一贯以来的“农业是基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宏观战略走向的思考,更是对新时期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两个趋向”论断从打破平衡发展到回归平衡发展,突出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标志着过去我们“城乡分割”、“城乡分治”的体制和政策的终结,城乡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新政策的开始。在“两个趋向”论断下的指导下,我党在新时期主要通过落实农村减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三个方面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高师声乐“环套”教学模式研究

通过对我国现阶段高师声乐教学模式的分析,指出了这一“环套”教学模式多个弊端,同时也提出了调整、改革这一“环套”模式的紧迫性和改革手段。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VSP 震源子波应用

从 VSP 资料高保真处理和高分辨率角度出发, 结合地震波的传播规律, 通过震源子波能量归一化来消除记录中的激发能量差异。以零偏 VSP 采集过程记录到的震源子波作为参考, 结合广义 S 变换进行 VSP 资料的吸收衰减补偿, 以使所采集的资料获得更高分辨率, 达到精细划分薄层的目的。对某一实际零偏 VSP 资料, 利用震源子波进行了激发能量差异处理和吸收衰减补偿, 改善了资料的品质, 提高了资料的分辨率。     

“德国模式”外贸发展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进出口额的迅速增大,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崛起,但中国一直以来却是遭遇贸易壁垒最多的国
家,而与中国贸易同样走在世界前列的德国,外贸发展平稳,贸易摩擦少,形成独特的“德国模式”。“德国模式”是二
战后德国特有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的成功基于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合理、政府支持力度大、出口产品科技含量高、进
口贸易施行对等性、高度重视服务贸易等因素。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可积极借鉴“德国模式”的成功经验,通过完善政
策支持、把握产业趋势、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等,既发挥市场的竞争性、企业的创造性和个人的积极性,
又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社会保障措施来调整市场失灵对公平的扭曲,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发展和个人利益共同
进步。     

基于中国近代海权意识嬗变为视角的孙中山海权观探析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海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代国人的海权意识不断觉醒。孙中山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浪潮,从思想和实践展示了他对海权的高度认知,成为近代中国海权观确立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对海权与国家政治、海权与国家经济、海权与国家安全、海权与社会进步的真知灼见无疑拟就了一幅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战略高度的海权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深刻反思,又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强国之路的思想宝库。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经历了率先发出“向海进军”号召、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三个阶段。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创新海洋科技、维护海洋权益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在海洋强国建设“目的性”上做到了为国富强与为民谋利的统筹;在海洋强国建设“方法论”上做到了矛盾论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统筹运用;在海洋强国建设“治理观”上实现了国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指导有关沿海省份创建海洋强省示范区、国家意义——强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意义——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改土归流以来永顺老司城遗址保存状况研究

自雍正二年（1724年）土司衙署迁址和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后,老司城废弃成为遗址。“改土归流”以来,老司城遗址虽然经历了种种自然的腐蚀和人为的破坏,老司城内罗城内土司衙署区和宫殿区的木构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但其地下建筑,基本上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保护,与桑植、保靖等地土司遗址比较,保存状况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永顺县政府高度重视对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规划和措施。     

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视野下的海权建设

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逐步形成了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海权建设成为推动和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的海上战略形势严峻,海洋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大力推进海权建设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我们应该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海洋开发;积极运用外交手段妥善解决海洋权益纠纷;并积极建设一支具有强大军事威慑力量的蓝水海军。     

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视野中的极地问题研究

近年来,对于中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保障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海洋权益的法律定义、我国管辖范围内海洋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我国和周边国家海域划界及岛屿归属相关法律问题等领域。但是从总体上讲,过于偏重于我国的既有权益和有争议权益,对于海洋事务新兴领域关注不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极地法律问题研究。在这些领域,很多理论问题有待明晰,各国相关权益均属待定状态,中国在法律及其他海洋事务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今后以极地问题为代表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权益的界定与拓展应当成为我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揭开了序幕。大约同时,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认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引起哲学家罗素的批评性回应,后者发表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玄论战”受到霍尔丹与罗素之争的影响,两场论战的根源可从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觅得踪影,更为深远的背景则可追溯到“两种文化”这一宏大议题。结合罗素1922年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在与霍尔丹争论时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如今,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人们对“科玄论战”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应该有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