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正义》楚本、中华本误改辨正

《周礼正义》楚本和中华本的误改主要表现为:不注意校释术语;不注意表述方式;不注意用字规则;不注意词义;不追究僻义;不注意孙氏之校;不注意所据版本;不据原书改正引文讹误;不核原书擅改引文;所据失实;引甲书而据乙书擅改;转引而据原书回改;强求本句字面对应;误解所指。     

《殷芸小说》校注琐议

<殷芸小说>是南朝梁殷芸编著的一部小说.本文对周楞伽先生辑注<殷芸小说>中的注释和校勘部分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以期对恢复原书面貌和准确理解原书有所帮助.     

填补隋代小说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读黄大宏《八代谈薮校笺》

黄大宏<八代谈薮校笺>一书,于2010年4月由中华书局收入"古体小说丛刊"出版,理清了该书的作者、书名和时代问题,对原书文字进行了精详的校勘考订,笺证了原书所涉及到的史实,并通过详细的比勘,凸显了该书的文献学和小说史价值,是一部古体小说研究的重要著作.     

杂取百家 集合群说——《水经注》注释体例探析

成书于元魏中后期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博采群书,以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来注释经文,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察互相印证,尤其是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形成《水经注》一书独特的注疏方法。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对尤里契:《教育哲学》一书的讨论

教育哲学是什么?这次讨论是由奥康瑙尔(D.J.O'Connor)对尤里契(Robert Ulich)最近一书的评论开始的。书评和原书两方面所提出的论争后来由勃列青卡(Wolfgang Brezinka)、弗郎克尔(CharlesFrankel)和普赖斯(Kingsley Price)进行了讨论。奥康瑙尔这类的书应否称为“哲学”,是可以怀疑的;或者如果它们被称为哲学,那末用哲学方法处理哲学问题的一些书就必须给以别的名称——也许是“逻辑     

王船山四书学著作与《船山经义》年考

船山四书学著述主要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等.根据所考,正其名定其时,以为已佚的<四书详解>和<四书集成批解>其实分别就是<四书训义>与<四书笺解>;并且,各书成稿有一个从<稗疏>到<考异>,进而<读四书大全说>,再到<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的先后秩序问题.是故,可知有二:其一,船山治学其学深博无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汉学与宋学兼治,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二,船山四书学著述可分为早年、晚年两个时期区别对待.此外,对与船山四书学思想颇有关联的<船山经义>之内容和写作时间也作了细致考订.     

列子其人其书真伪之我见

列子属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崇尚清虚无为,顺性体道。其书在汉初盛行,汉武帝"独尊儒术"而散落民间,西汉末刘向校理群书时,将其整理定著八篇,因其学说在当时影响不大而散佚。今本《列子》因晋人张湛注得以流传于后世,辗转流传中杂有魏晋人增补的成分,因此引发后人对其书的真伪之辨。其书在内容上以先秦《列子》原书为本,保存着许多已经亡佚的珍贵史料,又含有魏晋的哲学思潮,使得其书兼具先秦及魏晋的双重思想价值。     

也谈周永年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张学军先生<周永年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一文,对周永年在<四库全书>编纂中的贡献作了全面总结.但周永年入四库馆的时间为乾隆三十八年,而非乾隆四十年.其所辑<永乐大典>佚书目前可确定者仅有<周官新义>、<周易口诀义>、<易说>、<老子注>、<金楼子>、<公是集>、<彭城集>、<浮溪集>、<斜川集>九种.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