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政建设

【摘要】 清末印茶入藏事件使清政府意识到川边边茶业的危机,进而引起西藏地区的动荡。而川边茶产销区引票泛滥、茶税积欠、伪茶盛行严重制约了边茶业的发展。赵尔丰经营川边之际,号召和动员地方官府与民间茶商组织参与边茶业的整顿,为边茶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有力地抵制了印茶入藏的步伐,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稳定,清王朝以茶治边策略再一次得到实施。?更多还原     

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述论

本文比较全面地对20世纪初川边藏区所进行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背景、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这次改革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这次改革虽然是由清吏赵尔丰主持并在其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这次改革总体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对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其影响也是深远的,赵尔丰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执行了历史的使命而已.     

清末巴塘改土归流、地方秩序重建与国家认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从巴塘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并经营川边，以救亡图存。其制定的《巴塘善后章程》又称《改土归流章程》,规定巴塘全境土地和百姓归“大皇上”所有，打破了两百余年的地方旧秩序，从根本上保障了改土归流的实施。其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和随后颁发的禁止田产向寺院流动的政令，均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或限制旧势力的影响；移风易俗的规定和地方建设则有助于促进巴塘地方新秩序的确立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改土归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传统礼治思想在巴塘及川边的实践，同时也凸显了清廷对促进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迫切需要。     

赵尔丰经营川边述评

就赵尔丰这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说,早年是热中仕途的酷吏,晚节也颇不光彩;但若论到他经营川边这一历史事件,则是应该予以正确的评价和应有的肯定的。本文拟根据手头的资料,对赵尔丰经营川边的史事略加叙述、评论,粗疏挂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授以赵尔丰川滇边务大臣之职,开始了川边改土归流,在政治上,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这一时期,赵尔丰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调署四川总督之初是同情保路运动的。面临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赵尔丰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转而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成都血案”的发生,从而最终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成为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殉葬品。     

略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赵尔丰

川边改土归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边疆的严重威胁下,清统治者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它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声援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的作用,同时也给川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一系列的变革,进一步密切了汉藏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后来西康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土归流相比,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意义。在此期间,赵尔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注意的。     

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

本文从办学经过、办学措施、师资培养、教育研讨与推动、经费筹措等方面深入考察了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的具体情况。清末经边者在前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在边民视进学堂为当差、师资匮乏、经费紧张等诸般困难情况下,开办有200多所学堂,不仅开启了川边藏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先河,也为后世留下诸多思考。     

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考

张澜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与清廷新任川督赵尔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关于张澜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的时间，学界有三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成为研究张澜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考订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清末川边“兴学”述论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由清政府支持,在赵尔丰的主持下,川边藏区次第实现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赵尔丰重视“兴学”的思想和行为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如人所知,川边地区在未改土归流以前,藏族虽有传统的文化及佛学,但仅限于喇嘛寺内。即使在喇嘛中,能够诵读经文的也主要是上层喇嘛,一般贫苦喇嘛很难有学习藏文的机会。以被誉为藏区文化古城和宗教文化中心的德格县为例,全县能写会用藏文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英西藏界务问题交涉

民国初年,西藏问题的症结在界务之争。1917～1918年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后,西姆拉会议遗留的汉藏划界问题亟待解决。在驻华英使的一再要求下,北京政府于1919年5月重提了袁世凯政府1915年所做出的最后让步方案,英政府同意以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但未及展开,北京政府却突然中止了谈判,其原因是在"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下,川、甘地方与大众舆论重新对绒坝岔协议中承认为西藏所有的金沙江两岸之地提出异议,希望恢复清末赵尔丰的川边改土归流后的汉藏分界,使得北京政府放弃了与英国的谈判。汉藏划界问题的搁置宣告了英国意图使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目标的失败,也因此,西姆拉会议上秘密划定的藏印边界始终得不到西藏地方的认可。     

论18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政策及其破产

在18世纪后期,英国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我国西藏实行以建立直接交往关系为主的渗透政策。由于喜玛拉雅地区各国在历史上同我国西藏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同它建立印藏直接交往的尝试一样,都是其对藏渗透政策的组成部分。英国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卑劣表演最终导致了其对藏渗透政策的彻底破产。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赵匡胤祖籍与上世陵寝问题辩证

宋人史料记赵匡胤高祖(僖祖)“生于涿,长于燕”、“生于燕蓟”,井记其高、曾、祖三代祖先皆葬幽州;而涿州历史上长期隶属幽州,且曾为幽州治所,井与古幽州另一处治所蓟(今北京市大兴县)紧相毗连。由此可知,一直为史学界认可的赵匡胤祖籍“涿州说”不误。“保州说”虽亦有史料记载,实因赵匡胤祖母刘氏为保州人,在战乱中归宁保州并教养所携子孙直至亡故,于是赵匡胤叔伯辈中有落居保州一支,其为赵宋近亲宗族,非为赵氏祖籍所在。     

宋代藏传佛教及其在青海的传播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挫折，青海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重要源头，并最终形成了极具藏文化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后，就开始了其向外传播的历程。青海由于和西藏在地域上的毗连以及历史的渊源，宋代在青海形成了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两个寺院密集的分布区。     

《宋史·赵(占内)传》补正

《宋史·赵传》认为赵用反间计除掉梁乙理。这种观点与史实多有不合 ,张冠李戴。《赵传》的错误 ,首先在于搞错了人物。赵在任时的对手是梁乙逋 ,而非梁乙理。其次 ,梁乙逋之死 ,主要是其与小梁太后发生尖锐矛盾所致     

“卫藏战争”与七世达赖迁居康区

18世纪前期,西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代表前藏势力的阿尔布巴、隆布鼐等杀害代表后藏势力的康济鼐而引发卫藏地区之间的战争.这是西藏农奴主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地方政府统治权而进行的内战,不仅对当时的西藏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康区的重要原因.     

十三至十九世纪初西藏地方上层斗争及其影响

公元13世纪中期西藏地区被纳入祖国版图后,历代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这种矛盾与冲突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英国对西藏的早期“和平”渗透政策（1760—1793）

18世纪后期是英国对藏政策的早期阶段。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英国对我国西藏实行以建立直接交往关系为目的的“和平”渗透政策。由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在历史上同我国西藏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同它建立英藏直接交往的尝试一样,都是其对藏渗透政策的组成部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卑劣表演最终导致其早期对藏渗透政策的彻底破产。     

先师赵俪生教授的思想风范与人格魅力

赵俪生先生自20岁从清华大学投笔从戎,跃入抗战洪流后,一生遣际坎坷,经历"反右"、"文革"等劫难,而仍能在学术上作出巨大贡献,是因为赵先生在学术上有过人的毅力,思想上有坚定的信念,在生活中有飞扬的激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赵先生是一个遭遇坎坷时能坚持抗争的人,从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权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