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与“非个人化”——论艾略特的文学史观

作为新批评派鼻祖的T·S·艾略特在他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提出了文学的“非个人化”特征，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并以此建构了他独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评价标准，对推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们在新世纪的文学史建设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启迪。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流浪文学”:对林语堂小说创作的一种把握

“流浪文学”：对林语堂小说创作的一种把握阎开振林语堂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罕见的双语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在海外风靡一时。近年来，他的英文作品又在大陆被大量翻译和出版，产生了不少亦是亦非、或喜或忧的争议，这无疑为全面客观地评价林语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文学理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论鲁迅等"喝茶"思想及其茶文化意蕴

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文风格调受不求进取、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影响,一如他们的喝茶观及有关"喝茶"的散文小品.鲁迅则不然,他洞悉传统文化弊端,并以改良人生的文学和社会责任感为己任,对林语堂等人"秋思"般的"清福"和"苦茶"等不以为然.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这三位文人所论"喝茶"的不同,反映了茶文化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三位文人在茶文化的民族性和思想性追求上的差异;以喝茶为题,还体现了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学批评手法.     

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

由故乡鬼民俗的记忆而感发,鲁迅和周作人面对与鬼同行的现实,他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学思考是有区别的:鲁迅在掏鬼心态的背后融入了深沉的文化思索,而周作人则在民俗——学术的立场,细细体味着人生的机微。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俗想象和价值取向。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文化观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具体体现在:鲁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主张"逐字译"和"洋气",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则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倡"句译"和"反对洋化"、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另外,二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文学革命群体话语内部的差异性分析

《新青年》同人对文学革命的主张显示了群体话语的一致性 ,然而 ,在群体一致性话语的背后 ,却存在着潜在的不同声音 ,这些不同声音体现在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周作人对文学革命理解的差异性中。个性的声音在群体的和声中也许十分微弱 ,甚至可能被暂时遮蔽 ,但它毕竟存在或曾经存在过。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鲁迅与林语堂幽默观之比较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幽默大师,对幽默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认同幽默文学的社会价值,且都对幽默文学进行了探讨,对中国究竟有无幽默文学看法不一。在创作中对幽默文学的社会功能体现也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二人在文学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后来的评论者对两人的创作褒贬有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林语堂是有失公允的。     

留学生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成为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过程中,留学生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留学生最先介绍了欧洲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左联时期,周扬、萧三、胡风等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并展开了争论。在此期间,茅盾、郑振铎等非留学生出身的作家、理论家也宣传现实主义理论并创作。但留学生理论家、作家与非留学生理论家、作家在传播现实主义理论方面有所区别:贡献大小不等,时间先后不一;理论宣传和创作的侧重点不同。由于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