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刻《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考论

蜀刻文谠注、王俦补注的《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是现存仅有的较完整的韩集单注本,对于研究宋代蔚然成风的韩集注释的盛况,进而研究宋代版刻的发展及其格局都有重要意义。文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详赡,而王俦的补注则广泛吸取了宋代众多韩集注本的成果。王俦吸收诸家成果的途径很可能是《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由此,该书的刊刻年代可以进一步准确地予以定位,而该书的流传不广也可以得到解释。     

《请迁玄宗庙议》非韩愈所作辨

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卷第一有《请迁玄宗庙议》一文,《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亦载之,并注引宋樊汝霖云:“此议旧史载於《礼仪志》(按:指《旧唐书·礼仪志》),曰:长庆四年五月(按:原文为正月)礼仪使奏云云。公时岂以吏部侍郎为礼仪使耶!是岁穆宗崩,肃、代、德、顺、宪、穆,明皇帝亲尽当迁,而(?)穆宗及高祖、     

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營)《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黄(營)的<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營)、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韩愈《答张籍书》的写作时间考

韩愈集卷十四(涵芬梅影宋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本文所引韩愈诗、文均依此本,以下简称《五百家注》本)录有张籍与韩愈往还书信四封。张书主要是建议韩愈著书以攘佛老,并对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以及喜“为博塞之戏”(《致韩愈第一书》)一类“远于理”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阐释经典与融铸经典——读《两地书(厦门-广州)·集注》

自古以来,为经典作品加注,已成为经典流传过程中的常见方式.且不说郑玄遍注五经,泽被后世,单就<史记>而言,倘少了裴驷、司马贞、张守节等的三家注,宏富博大的历史就会少了许多味道;陈寿的<三国志>若缺了裴松之的注解,其价值则会大打折扣;朱熹的<四书集注>自宋元以来广为流传,注释自身也跻身经典之列,成为古代士子案头的必备书之一.     

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

<文选集注>中保留有许多左思<三都赋>旧注,其中包括卫权<吴都赋注>.台湾学者周法高撰<吴都赋卫权注辑>,但颇多讹漏,因此重新辑入并加以补正.周先生认为,卫权注今独存<吴都赋>中,颇合裴松之注<三国志>谓"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语.其实不然,卫权<略解>序注皆当是针对<三都赋>而作的,其注独存<吴都赋>注,盖与<三都赋>旧注本流传有关.     

山谷诗二史注的诗学研究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引典、释意、诗学研究、校勘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史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包括典故的活用、反用、借用、兼用、摘要以及句式的模仿等。二史注特别重视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诗的创作背景,总结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二史注还常常以"心解"的方法揣摩黄庭坚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在此基础上,史容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成就与价值,认为其风格高古,不容弃去,并总结了黄庭坚诗有为而作的命意特点。此外,史容注还对任渊《内集注》有所补正,并从事了校勘工作。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试论俞樾的校勘学成就

俞樾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与瑞安孙诒让、定海黄以用并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他将丰厚扎实的小学知识运用于校勘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以及<古书疑义举例>三部著作,都以校勘取胜.他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学思想:说明校勘的起源与必要性;归纳校勘条例;指出校勘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为后人校勘古籍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从《世说新语》看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世说新语》所开创的文艺批评方法,彰显出来的思想性,对于先秦两汉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唐宋时代的诗话批评形态的形成。但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世说新语》的这一价值、作用与地位,学者似乎认识并不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此加以探讨。     

“文字为意”与唐宋诗文的理论反思

裴度对李翱＂文字为意＂的评价,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有意追求文字的高、下、详、略创作倾向的批评。韩门子弟的古文创作,在柳宗元、裴度、刘禹锡、杜牧等人的理论纠正和补充中,在宋初散文中逐渐消歇。但＂文字立意＂却成为宋人以才学为诗、文字为诗的榜样,宋元的去意论,正是对＂文字为意＂的反拨。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韩愈集嘉祐杭本考

考察已经失传的宋代韩集校本嘉杭本 ,结论是 :方崧卿《韩集举正》校语中引用的“吕本”及《举正叙录》中提及的“浙本”、“今浙本” ,也就是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所说的“嘉杭本”。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