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践行"港人治港" 共建"和谐香港"——为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而作

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中国最大的实际出发,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发展,对主权治权学说的丰富,对国家结构理论的突破。"港人治港"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率先践行,对于解决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对于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长期稳定繁荣、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中央对香港的宪制性管治权

香港特区某些人之所以长期鼓吹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是类似英国女王那样的虚权、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只有外交和国防两项、"港人治港"表明中央政府不能治港、香港特区拥有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剩余权力"等,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故意抹杀中国的国家结构是单一制而非联邦制,不知道或故意抹杀香港特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政权,而非联邦制下联邦政府和成员单位共同拥有主权、各有一套宪法法律的关系。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央治理香港的启示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和逾60万澳门同胞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功付诸实践。这既得益于澳门社会与生俱来的爱国传统、葡澳政府治理的消极无能、爱国社团长期"拟政府化"的运作以及小型而单一的经济体量等先天优势,也归功于回归后"以我为主"的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有效地平衡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发挥自身高度自治权的关系、长期坚持了对国家认同的宣传教育以及在中央的支持下全方位有规划地做好了青年工作。有鉴于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在香港,中央须切实推动"以我为主"的特区管治团队的构建,以统战部和社会主义学院为依托力推国情班教育,并以建制派社团和爱国学校为平台切实做好香港青年工作。     

香港国家认同教育缺失问题研究

2019年香港爆发暴力示威事件,相关统计显示:暴力示威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0-30岁,以青年为主。香港事态的严重反映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学校教育是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场所,香港国家认同教育缺失的背后既有殖民期间遗留的教育问题,又有现阶段学校国家认同教育要素的漏洞问题。加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需要以"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为基础,大力发展国家认同教育,优化国家认同教育各要素。同时社会、家庭、学校等均是培养和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重要场所,家校社的协同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的紧迫性研究

香港因"修例风波"再次进入国际舆论焦点区,并对"一国两制"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实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回溯香港历来的运动潮均可以管窥其本土意识背后的国家认同的迷失。历史文化与政经交错是香港青年认同弱化的重要原因,寻求适合香港人,且年轻人认同的教育方式尤为重要。香港的回归不仅是版图上的回归,更是人心的回归,提高香港青年一代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加强其国民身份的认同仍任重道远。     

"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首创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国策.最初是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最先用于香港回归和治理,已由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予以法律化.明确"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法理核心的科学内涵,十分有意义."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表现为香港特区权力的来源;国家制度体系的构成;香港兴旺发达的基础.本文批斥有意曲解"一国两制"的言行;重申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在中央;阐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     

关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举世瞩目的香港问题将圆满解决。本文介绍了香港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阐述了中英围绕“新界”租期临近的“香港管治权”的斗争；略述了香港回归后将实行“一国两制”的伟大意义。     

论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并不是在法理上完全独立的宪法和法律职权，而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所享有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具体权能内容，因此，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各自的正当性依据是相互统一的，相互之间的权能区分主要在于各自的事权内涵不同。在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过程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应当将这两种权力作为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所行使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权能内容，以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职权的性质来正确地构建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权力的建构理论。     

香港回归20年来的法治进步、不足和展望——从若干司法判决看香港法治生态发展

回归祖国20年来,香港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国家意识不断增强。表现在:香港特区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全国人大拥有行使主权、香港特区法院无权审查国家行为的宪制规定;承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第158条拥有主动而全面的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颁布了平息"占中"动乱的禁制令,等等。《基本法》实施20年来,存在五个争议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香港个别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国两制"的实施。未来的香港法治,依然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的和平竞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国两制"必将在香港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

邓小平围绕香港回归问题从五个方面展开了他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核心是主权,主权高于"两制";解放军在香港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象征;"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在"两制"中居于主体地位;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中央对香港基于对香港的主权而依法拥有必要的干预权。同时,邓小平对怎样起草《香港基本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意见:《香港基本法》要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央拥有《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权,《香港基本法》要规定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香港基本法》要制定得简要些;《香港基本法》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香港基本法》要规定香港的普选必须循序渐进。《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对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感念颇深,认为没有他的掌舵,就不会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香港基本法》。理解、研究《香港基本法》必须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密切结合。     

国际制度与国家认同互动关系解析——以欧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认同与制度化构成一个互动的关系.从认同的角度来看,正向的国家间认同为制度化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国际制度为国家认同的塑造提供平台,高级制度化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内化规范及认同建构的过程.二战后的欧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认同与制度化良好互动的典型例证.双方在良好认同的基础上开始制度化进程,而在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国家间交往,则进一步加深二者对彼此的认知程度,推动欧美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欧美安全共同体.     

国际制度中的认同因素

制度主义认为,认同是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中,认同与制度化构成一个互动的关系。正向的国家间认同为制度化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国际制度则为国家认同的塑造提供平台,高级制度化伴随着一个国家内化规范及认同建构的过程。探讨国家认同的含义和来源,分析认同与制度化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很有意义。二战后的欧美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认同与制度化良好互动的典型例证。欧美在良好认同的基础上开始制度化进程,而在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国家间交往,则进一步加深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程度,改变它们对安全、权力、利益和主导规范的认识,推动欧美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     

实践论视域下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嬗变

"一国两制"是国家为解决港澳台问题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率先在香港实践,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在管治香港的过程中,中央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正确认识,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从实践论的理论视角,重新回顾和厘清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逻辑,尤其是解构香港当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动因,可为继续深化和丰富"一国两制"理论、保持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试析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原因、影响与建议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深入介入香港事务。本文探析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原因,并挖掘其对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所带来的影响与挑战,最后尝试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施提供一些建议性思路。     

“共同体政治”视阈下国家统合的使命与路向——基于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考

香港回归祖国后,政治体制从行政吸纳转变为高度自治。基于个人权利优先的民主观念及其背后的身份政治偏离了政治的基本属性,冲击着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性。只有立基于“政治共同体”,搭建并落实“一体双权三维度四功能”统合性框架,才能进一步丰富国家认同和民主观念,确立起香港人的身份秩序,推动香港的善政良治,实现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开发区扩张、行政托管与治权调适——以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扩张通常是"先极化、后扩散",间接突破传统行政区划刚性约束的"行政托管"就成了调和行政空间与物理空间扩张冲突的无奈选择。基于增长极理论,可以考察H市开发区有序扩张的现实,厘清无序托管中权力、利益与责任的关系,并从结构—功能解释有序扩张背后的治权之乱。托管主体倾向于模糊治权边界以攫取失常利益,表现为托管受体的资源贡献度高而红利补偿少,托管主体的经济高回报与承担的社会低责任,需要从制度规制与明确边界来促进开发区扩张与托管的良性治权,实现价值与手段的有效调试。     

权力监约机制研究

权力腐败乃不绝于史的一大政治顽疾。人类长期与之争斗的经验性总结之一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理念之确立和相应机制之设置。在近现代社会 ,人民主权是权力监约的法理基础。人民主权在实现过程中表现为自治权和他治权两大形态 ,其中 ,自治权对他治权的作用构成了权力监约机制的核心。在我国正在展开的政治改革中 ,权力监约机制应贯彻变单向集中型为网络分散型的创新取向 ,方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     

守正创新: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遵循

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守正创新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基本遵循,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守正的核心内容.在内容创新层面,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教育为价值归旨,遵循爱国主义教育由"爱祖国"向"爱国家"教育的辩证演进;在路径创新上,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着力点和落脚点,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厚植文化底蕴,以文化自信滋育青少年的爱国精神家园,弘扬家国情怀,激发青少年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教师教育惩戒行为“社会公权力说”的提出与证成

传统的“个人权利—国家权力”二元结构使得学界未能从教育惩戒的生成逻辑与法律关系特征出发来探讨教师教育惩戒的法律性质。教育惩戒规则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进一步加深了“权力说”“权利说”“双重说”与“复合说”的理论之争。然循法理分析，各说均体现了教师因特定职业身份行使教育惩戒、实施教育惩戒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两大共识。将教育惩戒界定为教师因承担教育义务而享有的社会公权力，既遵循了各说坚持的基本共识，解决了“权力说”与“权利说”存在的学理论证漏洞，也符合既有立法价值取向，契合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理念。同时，从学校教育惩戒与教师教育惩戒的衔接、校纪校规对教育惩戒的细化、教师权益保护以及教师教育惩戒行为入法4方面进一步回应了教育惩戒规则的实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