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     

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居民消费不能忽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通过构建“生产—分配—消费”为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199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居民消费率0.071 0个百分点的提升；国有经济通过劳动收入份额这一中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0.108 2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141 9个百分点。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年龄结构变迁、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以及转轨时期的中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作用。基于1995-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确实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中间变量,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变动关系;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均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效应及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大小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区际差异。     

习惯性偏好、人口结构与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基于2000—2011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服务经济时代来临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将习惯性偏好与人口结构两个变量引入服务消费函数.在利用跨省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习惯性偏好和人口结构都是影响居民服务消费的重要变量;习惯性偏好对服务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结构变量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与居民服务消费呈正相关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男女性别比皆与服务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建议从健全社会保障、完善消费环境等方面着手,引导居民扩大服务消费.     

中国区域人口素质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

文章利用人口总数、人口出生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基尼系数、卫生经费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和城镇人口比等8个指标,选取32个省市自治区1997 -2010年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造人口综合素质指数,并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总体和地区进行混合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素质差异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相差悬殊,表明西部地区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发展阶段向资本拉动型阶段转变,中部和东北地区由资本拉动型阶段向人口素质推动型阶段转变,东部地区属于人口素质推动经济不断优化阶段.最后,还针对区域发展差异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和建议.     

城镇化、老龄化背景下的民生财政与居民消费

基于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特征的分析,建立了研究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作用下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框架。运用2006—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负向的影响,民生财政支出的增加分别导致了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从需求层次提升和预期不确定性增加两个方面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出只有当民生财政支出提高覆盖程度到足以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预期并且能够匹配消费层次提升时,才可以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

利用2001至2012年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老人抚养系数升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会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但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分析了1989-2008年我国20年间的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状况,得出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通过分析找出了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     

人口年龄结构、社会养老保险与通货膨胀——基于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社会养老保险普及均会对作为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之一的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基于差分GMM模型,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人口年龄结构、社会养老保险、宏观经济变量三方面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通货膨胀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社会养老保险对通货膨胀既有推动的一面,也有抑制的一面。因此,通过对上述因素的控制,可以提高货币政策控制物价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背后的人口结构效应

在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以及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的大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探讨人口结构等因素对其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机制,结合1997—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运用面板静态和动态估计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均十分稳健。综合来看,社会总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盈余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性,其中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的东部地区其社会总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盈余的负相关关系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因此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约束下,有必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镇化建设来进一步提高相对剩余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跨区域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     

中国城镇居民乳品消费影响因素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2002—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消费习惯、乳制品价格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均有显著的影响,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城镇化水平仅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肉禽价格对各地区城镇居民的乳制品消费没有影响,而蛋价格的上涨会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年龄在14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影响,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影响;资源禀赋对各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影响不显著。     

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区域内部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1997-2008年西部地区12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整体增长的同时,区域内部存在显著性差异;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及城镇化水平对西部农村居民整体工资性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居民受教育程度、城镇化水平及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三因素对西部区域内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性省际差异.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2006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在0.4-0.6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后劲乏力。相关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视角下,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向,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地区人均GDP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建议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新型城镇化推进方略。     

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51个国家1960—2017年的跨国数据构建了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只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发达国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达国家促进居民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不显著。另外，消费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国家的系统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     

试析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

在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下,居民消费增长正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仍然是缓慢的。昂贵的教育费用、沉重的医疗负担、日益上涨的房价成为我国居民目前所面临的三大突出问题,对未来极低的预期严重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增长,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城镇居民通信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

借助中国2001—2012年省级城镇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的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研究城镇居民通信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通信消费存在较强的惯性作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通信行业消费价格指数、实际利率均对居民通信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个人所得税、恩格尔系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均对通信消费有负向的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是推动通信行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也不能忽视人口的因素,要提高多元化的服务内容,满足不同经济群体、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通信消费。     

农村人口特征与居民消费金融的资产配置研究

在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下,利用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结构、教育年限、性别比等人口因素与储蓄、固定资产投资、住房支出、保险支出这4项农村居民资产配置决策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固定资产投资、住房支出、保险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少儿抚养比与住房支出、保险支出显著负相关,且它们的估计系数稳健性较强,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农村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此外,结果还表明提高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增加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配置额和配置比重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农村居民的性别比对此无显著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