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与利益 相关主体博弈研究

建立持久、稳定的农民自愿筹资机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长效运行的前提基础。在农民、政府及医疗机构等利益相关主体博弈导致合作医疗出现支付瓶颈的约束条件下,筹资机制的创新要在遵循服务可及性、公平性的前提下,通过筹资渠道、筹资比例、筹资模式、筹资统筹层次等方面加以完善,并通过政府的制度设计、市场监管,最大化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选择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国外政府以法律保障为基础,从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促进本国农业合作社的顺利发展。针对我国政府行为在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通过总结发达国家政府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从法律保障、民主管理、政策扶持、培训教育和组织完善等方面来逐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完善。     

中国耕地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行为的分析

本文尝试从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特征和规律的视角探究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寻找耕地保护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出路.通过对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耕地保护执行行为、监督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发现:农民缺乏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了解和保护耕地的意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激励与分权体制下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不相容是造成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建立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给予农民以经济激励,让农民从耕地保护中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将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完善考核方式.     

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环境分析及对策建议

电子政务是一种崭新的政府管理形态,只有认清行政行为的外部环境,才能正确认识行政行为。我国的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极不平衡,有领先型、创新型、发展型、转向型、探索型、起步型、空缺型等,它受行政体制、经济水平、法制环境、信息化基础、人力资源状况等因素影响至巨。我国发展地区电子政务须在改善班子结构、突破资源桎梏、完善法律体系、开发人力资源和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农民利益表达长效机制的构建路径

当前农村社会的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农民作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意识日趋强烈,利益行为的社会效应有所增强,但由于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仍不健全,由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因此,必须构建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长效机制,从制度、经济、文化、载体等方面采取措施,为农民利益表达行为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基于村民自治视阈的我国农民政治冷漠问题探析

政治冷漠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对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演变的纵向考察,分析当代农民政治冷漠在村民自治、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消极效应,探寻政治文化、经济水平、教育状况、制度缺陷等因素在农民政治冷漠问题形成中的作用。从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民教育、完善参与制度、创新参与形式、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等方面,寻求消解农民政治冷漠的对策。     

政府管制问题的政治哲学之纬

政府管制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加以直接控制和直接制约的行为。政治哲学虽然并不直接决定着政府的行为,但间接地或至关重要地影响着政府行为和一般民众的认识,从而导致政府行为的维持或变革。对近现代政府管制发展起主要影响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的政府管制思想是积极进取的,我们需要坚持和奋斗,但是应该在为我所用和分辨吸收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农民经济权益的内涵、特殊性及其法律保护

农民权益特别是经济权益保护的缺位事实上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虽然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保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但是要想将农民经济权益保护落到实处,必须明确其内涵并将其加以具体化和体系化,同时应将经济权益中的部分重要权益上升为权利。因此,分析农民经济权益的特殊性、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农村"村情"的农民经济权益法律救济之路显得非常重要。为此,本文选择三个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厘清和重构农民经济权益的内涵和体系,对农民经济权益的特殊性加以概括,通过立法安排和制度设计建立起对农民经济权益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法律保护。     

消费者决策视角下的新农保推行影响因素分析

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可储蓄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它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它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新农保”参保决策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他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他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行为定位与制度创新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中,应合理定位政府行为,政府既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又给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充分的自主权.从多视角提出了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架构和依赖路径.     

发挥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职能作用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创新经营体制。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的研究,探讨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思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陷入持续低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滞后。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载体。不过,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推进其发展,以促进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内“搭便车”行为的演化及其治理——基于行为门槛的视角

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将导致组织运行的效率低下,其中,农户行为间的相互示范和相互模仿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行为门槛（Threshold Models）理论刻画了组织内部农户行为的传递效应,利用差分方程描绘了农户“搭便车”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分析了动态演化均衡结果的特性,提出了通过提高农户“行为门槛”治理“搭便车”行为的三个策略：源头治理、权利约束和文化培育。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

“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生产手段和农业技术体系的现代化,而且是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过程。现阶段,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提高组织化程度 增加京郊农民收入

文章分析了京郊农民面临的增收形势,探讨了组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指出组织化程度低下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论述了组织创新的机理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两种主要模式"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户",以及这两种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扩大内需、农民增收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问题研究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外贸的依存度过高。要降低外贸依存度,走出金融危机,必须扩大内需、激活农民的有效需求。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文章最后提出了重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路。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及CIS模式探索

在农业发展日趋市场化、国际化的今天,加强农民间的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深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生、发展规律,旨在发现农村合作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三位一体循环经济模式"(CIS模式),通过合作组织、科技、产业的"三位"与市场结合成"一体",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持续、健康的发展。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

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组织功能、中介功能、服务功能、教育功能和改革功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现实中存在的政府部门重视不够、规范化程度低和风险共担等问题;阐述了在农民专业合作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同时给出了推进其发展的对策是明确责任、完善政策和强化服务等措施。     

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状况分析——以玛纳斯县、且末县为例

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农民贫困的缓解具有重要的作用,健康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健康投资状况发挥的经济效益。作为健康投资重要手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有助于新疆全体农牧民健康的实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和民族结构等方面因素使得新疆南北疆在参合率、资金筹集来源与使用、补偿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有效性。该文认为完善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要促进农民增收、拓宽筹资渠道、补偿调整和加强南疆双语医务人员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