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资本重构探讨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限,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资本不足,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这既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工作,也使城市社会违法行为增多.现代社会健康的社会资本应该是以制度型资本和组织型资本为主导,实现制度型资本、组织型资本和私人型社会资本的合一.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中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调查分析与评估——基于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本文在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估,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对外信任度不高,社会资本同质性高,组织型社会资本缺乏,获得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少。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迫切需要从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向弱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转变,实现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异质性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之间良性互动。另外,农民工在建构自身制度型社会资本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予以特别关注。     

农民工享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

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少,备受学界和各级政府关注.本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数估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存量水平,依据城市政府颁布的居住证管理政策文件估算农民工对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在此基础上系统测量农民工实际享有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结果显示:居住证制度规则下,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但实际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其中在排他性服务领域农民工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间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与存量水平呈现逆向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服务存量,但农民工在这些城市并未享有更多的服务.城市政府开放基本公共服务的意愿而非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决定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为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流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决策安排提供了基础信息.     

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及其构建研究

农民工自组织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路径之一。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具有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制度化和羸弱的组织化特征。通过发挥城市农民工自组织的正态效应,从自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构建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资本,提高城市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农民工与城市发展和谐共进的目的。     

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根据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分类,本文将黏合性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两个变量,并探讨了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黏合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确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社会组织越多,8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越强,但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则没有显著影响;社区活动参与越多,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均越强。这体现了黏合性社会资本在团结农民工、凝聚人心和增进社会融合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90后农民工中的吸引力不足也应该引起重视和思考。     

社会企业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基于BWH组织的个案分析

既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种要素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多维度城市融合,由此主张国家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改革以及社区服务建构,推促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推促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机制创新的关注。基于个案的研究,本文试图表明社会企业是推促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一种可持续的组织模式。     

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关于移民融合问题的既有研究普遍存在“主体缺失”的局限。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发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理性转换是他们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行动策略。他们通过教育投资、交往投资、印象管理等方式实现了三种资本之间的相互转换。这一转换过程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资本的数量增加与结构优化,丰富了他们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推动了他们的城市融合进程。不过,资本转换的策略行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移民)融合的回报效应并非一成不变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制度安排、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初始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融合度主观认知状况:身份认同、城市归属与发展规划——以江苏省1085名农民工为例

从融合度主观认知角度看,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城市归属和发展规划三方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前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更为分化,在更多的人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人希望成为城市人;农民工城市归属认知状况总体上较好,但是利益相关性影响对城市归属具体指标的评价要消极一些;倾向于留城和返乡的农民工在发展规划认知方面的人数差别不大。社会性排斥制度、城市歧视和传统同质性社会资本下形成的农民工亚文化,影响了农民工融合度认识的上述三方面,然而这不过是二元社会结构的表征而已。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需要在制度上保证其享有公平的的国民待遇。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农民工将是加速城镇化的首要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将是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对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不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所以应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一个重要的和谐元素——宏观社会资本视域的透视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指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并且利用这种新建构的关系网络获取自身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一过程正是农民工利益得以表达和体现的过程,而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义。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研究框架,从宏观的视角剖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并从组织、制度层面提供了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政策。     

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与策略构建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农民工城市社会的适应性,分析了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及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与障碍,提出了重塑社会价值理念、推动制度创新、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重构个体网络支持系统等推动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策略,保障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有效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综述社会排斥内涵与方式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关系五个层面描述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从认识、户籍制度、管理政策、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方面分析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原因。提出缓解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农民工城市住房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住房最困难的群体。现行制度和政策使城市可支付住房严重不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支持,政府、市场、企业也未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城市住房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位。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逐步提高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使政府、市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农民工住房的供给主体。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针对江苏南部地区创造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功经验，介绍了使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和举措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工的居住、妥善安排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由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引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对策，这就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底线，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