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概述

本文对五代时期南汉割据政权同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南汉立足于岭南“五管”，发展对外交往，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中原五代王朝势力的强弱，制约着南汉的到外政策以 汉与五代的关系；南汉与周边割据政权保持睦邻关系，进行政治往来和经济交往。     

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代表中原政权的后唐以及"十国"中的前蜀、后蜀、楚、南汉等政权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先后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关系.对唐宋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值得重视.本文疏理这一较少为学界关注的史实,从中亦可以看到宋王朝南方边疆民族政策之先导.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语言学视角下赣北文化的层次叠置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从赣北方言中,我们可以剖析出赣北文化中的三个层次:上古南方文化层、中古中原文化层、近代北方文化层。不同的文化层次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上古南方文化层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古中原文化层形成于唐宋时期,近代北方文化层则形成于元明清时期。三个层次同当地的土著文化叠置共存,融合发展为今天赣北文化多元一体化的格局。     

论中原音乐的历史演进及其对中国音乐的影响

作为文化基因的承载者、完成者,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确立过程中,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成为所有艺术形态中的佼佼者。从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形态特征来看,中原音乐的历史演进大略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远古、夏、商、周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中原是多种音乐类型、音乐思潮的祖根之地。中原音乐以海纳百川的心胸、雄浑浩荡的气势,汇聚着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成果,引领着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大潮。     

试论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

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从狭义的华夏文化(中原文化)来看,东夷族曾创造出比中原华夏文化先进的史前文化,并积极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形成;商朝以后,中原文化在吸收了东夷文化以及其它文化发达起来以后,开始反转过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的影响;西周时期,东夷人的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逐渐被融合到齐鲁文化中去。从广义的华夏文化来看,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并列,属于组成华夏文化的一个子文化。     

关于南汉政权和文学地域特征的考察

从公元917年至971年存在于两广地区的南汉政权,其政治和文学都与两广的地域特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两广地区地理位置的偏远、地貌形势的险要、毗邻地区的屏障都对南汉政权的更迭和存亡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两广地区的气候、风俗、人文心理都在南汉诗歌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探讨地域特色在南汉政权和南汉文学中的具体作用和表现形态,不仅可以更切实地理解南汉的历史文化,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的认识价值。     

辽金时期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发展

从中原文化对契丹、女真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契丹、女真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法律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契丹、女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畜牧经济、民族性格、音乐舞蹈等方面。文化的认同是文化抉择的前提、是民族和谐的基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固原地域文化变迁的考古学观察

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境内生活着义渠、乌氏等北方少数民族，统称“西戎”，因而考古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主要以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风格鲜明的动物纹北方系青铜器为主。秦汉时期，固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出土文物的文化风貌与中原一致。文章从考古资料探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固原地域文化的变迁，认为地理环境和政治意识形态是此阶段该地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     

唐代胡汉文化交融与异域文化接受管窥

唐代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繁荣时期,不仅中原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生产工艺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深受西北游牧文化影响,西北游牧文化也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巨大冲击下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趋势,不同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亦在悄然进行。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唐代主流话语人群对胡文化在中原的飞速传播持明显不同的接受态度,这是异质文化交流、转换的必经之路。     

1949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南下干部应运而生。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建立稳固新政权的重要条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其中,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制度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南方民族在政治上强有力的统治,导致南方民族社会控制体制发生了质的转变.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变迁,主要是中央政府把外来制度移植到南方民族中,同时南方民族固有的制度对此也产生了本土化的作用.这个时期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三个特点:积极推进国家的控制力度;有限承认各民族的固有控制体系;追求实效而不是形式.     

论早期泰北泰庸人的形成

早期泰北泰庸人属于傣泰民族群体中的分支,是后来泰国北方主体民族的先驱,对早期泰国北方政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学者由于受对泰国相关文献资料掌握不够全面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对早期泰北泰庸人的渊源及形成过程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结合泰文文献的研究表明,从中国南方迁徙到中南半岛地区的傣泰民族中的不同分支在不同的时期先后迁到了泰北谷河流域清莱、清盛一带,与当地的拉瓦、克伦等民族相互杂居、通婚,最终形成了早期的泰庸人。     

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本文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向入手,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而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     

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采用Miller—Round模型测算了南部沿海地区的区内乘数效应及其与国内各区域相互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南部沿海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较大，发挥着引领全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由于南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它从国内其他区域获得的溢出效应却较小；南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空间邻近性特征，与东部沿海、中部、西南地区相互溢出效应较大。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南海市非公有制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

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是全国闻名的“南海经济发展模式”的标志。南海市也是广东省的农村精神文明先进市。南海市率先进行了非公有制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探索 ,形成了以信息化带动精神文明建设等七条基本经验 ,值得各地参考与借鉴     

基于生物量转换因子法的我国森林碳储量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第1次至第6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根据生物量转换因子法,对我国31个省市近30年来的森林碳储量进行推算,得出我国森林碳储量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的结论。文章通过对全国7个区域、31个省市之间森林碳储量的动态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各区域和区域内各省市森林碳储量的排序,其中7个区域森林碳储量大小排列依次为西南、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北、华东。     

北魏时期的对外贸易

北魏统治中原后,其政权建设由军事逐渐转向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北魏政权立足中原的当务之急。北魏的对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其对外贸易的特点是方式多种多样,涉及范围广泛。这种对外贸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北魏与周边及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丰富了北魏的经济生活,进而为民族关系的稳定和友好相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