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 一个反思性述评

实践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年来的法哲学研究借鉴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实践哲学转向”,为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转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实践法学”、“实践法哲学”和“实践法律观”等一般性法哲学理论;二是立足实践哲学进路,研究具体的法哲学问题;三是部门法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的结合研究,尤其是在法律解释领域引入实践诠释学理论;四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实践哲学转向提供的新视域改变了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气质和格局,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足以承载三点期望：“中国贡献”的理论雄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贯以及研究方式的多元与互动。     

银幕影像的感知革命：从吸引力#br# 电影到体验力电影

以电影学者汤姆·甘宁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为论述起点,作者在分析和总结晚近电影放映和电影语言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力电影”（cinema of experience）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指认全球影像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大胆美学实验。相较于叙事,以伊纳利图、李安和诺兰为代表的探索者近来更关注影像体验感、沉浸感的营造,更看重如何才能让影像诉诸观众的“情动力”（affect）和“全感力”（sensorium）,将观众最大限度地带入到叙事中,近距离乃至“无距离”地具身体验人物的所见所触所听所感。这类影像实践,就是“体验力电影”,这些电影构成了流媒体时代银幕影像感知革命的核心,也代表了晚近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西方美学关于艺术本质的三部曲(上)——艺术本质论：从自然本体论美学到认识论美学

关于艺术本质问题,西方美学史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公元前6世纪-公元17世纪）,这是西方美学的古代自然本体论美学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本质理论以古希腊以来的“艺术摹仿自然论”为主旋律,以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自然的镜子说”为变奏曲,突出艺术的客体性。第二阶段是从启蒙主义到德国古典美学（公元18世纪-19世纪中叶）,这是西方美学的近代认识论美学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本质理论以经认识论观点改造过的“模仿论”和“镜子说”为主旋律,以“艺术的表现论”为变奏曲,高扬艺术的主体性。第三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到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19世纪中叶-20世纪末）,这是西方美学的现代和后现代人类（社会）本体论美学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一曲曲无主题变奏曲,形形色色的观点交混回响,新曲层出不穷,怪腔怪调甚嚣尘上。尽管如此,这三个阶段如同历时演进的三部曲,其间的种种声音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与人类、人类社会、人类的某种精神因素、人类的语言相联系。     

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发展态势在美学史上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经由以“客观论”和“主观论”为主流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走向符合美学特殊性的“主客二元合一论”阶段。美学本体论之所以走向这样的终极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原始根基乃是“感性学”。明辨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特殊性状与发展走向，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学史和美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探讨当前美学理论形态逐渐从“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转型的问题，都很有必要很有裨益。     

西方美学关于艺术本质的三部曲(下)——人类本体论美学艺术本质论

关于艺术本质问题,西方美学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谱写了艺术本质的三部曲：第一部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公元前6世纪-公元17世纪）,这是西方美学的古代自然本体论美学时期,这时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艺术摹仿自然论”为主旋律,以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自然的镜子说”为变奏曲,突出艺术的客体性。第二部是从启蒙主义到德国古典美学（公元18世纪-19世纪中叶）,这是西方美学的近代认识论美学时期,这时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以认识论的观点改造过的“模仿论”和“镜子说”为主旋律,以“艺术的表现论”为变奏曲,高扬艺术的主体性。第三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同时开始到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19世纪中叶-20世纪末）,这是西方美学的现代和后现代人类（社会）本体论美学时期,这时的艺术本质理论是一曲曲无主题变奏曲,形形色色的观点的艺术本质论交混回响,新曲层出不穷,怪腔怪调甚嚣尘上。尽管如此,这第三部曲的种种声音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与人类、人类社会、人类的某种精神因素、人类的语言相联系。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论双关

作为最常用的修辞格之一,双关较早便引起人们的关注,历来对双关辞格的论述也比较多,不过大都集中在双关的定义和分类等问题上。这些方面的论述,与双关辞格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和重要功能相比还显得不够,有必要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关于双关辞格修辞功能、生成基础的研究在传统修辞学领域尤显薄弱,而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和哲学、美学观点以及现代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这些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古代文论中的“谐”与“隐”范畴,现代语言学中的“经济原则”理论,很好地揭示了双关辞格的修辞功能;由儒家“中庸”思想衍生而来的“温柔敦厚”和“微言大义”学说构成了双关辞格生成与发展的哲学和美学基础,自然语言中大量存在的同音和多义语言单位则是双关辞格的语言基础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智慧说”,以“转识成智”的认识过程辩证法沟通知识和智慧、科学和人生,奠定了当代道德的哲学基础;以“自由劳动”为基石,对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论证;以“自觉自愿”作为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由此阐明了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是一种综合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学说。“智慧说”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启示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模式

囿于历史原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认知、评价模式。这个哲学模式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衡量哲学,并把二者的分歧与对立绝对化、意识形态化,严重误读了哲学基本问题,陷入简单化、抽象化、公式化的误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有害影响。有必要突破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对此,马克思哲学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模式的解释原则。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理论的引领性贡献

维特根斯坦的“叛逆态度”直接导致他于前期和后期分别提出了“哲学的逻辑分析法、图像论”“游戏论、用法论、反本质论”等观点，这不仅在哲学界引起轰动，形成并推动了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而且还催生出语言学界的“语义学、语用学”两大分支学科。同时，他的后期理论还是后现代哲学(包括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CL)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文章详细分析了维氏后期理论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对CL的催生作用，并阐述了他的相关观点对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作出的特殊贡献。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哲学与逻辑: 百年回眸

自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发表以来，现代逻辑已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其中逻辑和哲学的交叠和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逻辑和哲学彼此独立，另一方面两者又相互补充，相互取予。哲学哺育逻辑，逻辑反哺哲学。20世纪许多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与现代逻辑所提供的严格的分析技术是密不可分的。逻辑几乎影响了整个语言哲学的风格，也为形而上学、元伦理学和心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逻辑提供了各种形而上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有时甚至在哲学中扮演着中立仲裁者角色。逻辑的百年事实上是逻辑与哲学互动性发展和交叠式共生的百年，而这种深刻和复杂的关系只有在一个广阔的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的背景下，透过语言的层面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揭示。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沉默的框架： 框架理论六十年的时间脉络与空间想象

自1955年人类学家Bateson提出框架概念至今,框架研究已有六十年。然而,现有框架理论正史的叙事起点并非1955年Bateson所撰《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而是1974年Goffman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Bateson之所以被忽略,与他的跨学科身份、缺乏中层理论贡献以及“效果为王”的主流学科话语不无关系。也正因效果为王的传播史观,框架研究的传播学者更倚重大众传播（尤其是效果）层面的“窄框架”应用研究。这使原本包罗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众传播框架和文化框架的“泛框架”陷入集体沉默。相比传统的“媒体－受众”二元线性模式,在宏观层面以文化规范为变量、在中观层面以场域为单位、在微观层面以媒介心理学为取径的三维框架研究模式更契合当代复杂的传播生态。     

主体资质影响合同效力之理论探析————以建设工程合同为例

通过案例整理发现,现行法律制度中,判定主体资质有瑕疵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法人行为能力欠缺,但此种认定路径并不合适,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判定理由更具正当性。对于主体资质失而复得从而恢复合同效力的司法解释,无论是法律行为的补正或确认制度,或以主体资质作为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等学说,都难以成为其理论依据。从保护特殊建筑的法规立法目的的角度,可以判定主体资质嗣后取得的合同有效,但这只能是少数情形。     

信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对信息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浪潮,涌现出大量讨论与信息哲学相关问题的论文和若干本专著。邬焜先生的《哲学信息论要略》（1985）一文的发表以及《哲学信息论导论》（1987）一书的出版成了信息哲学在中国正式创立的标志。邬焜先生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信息哲学阐明了一种全新的存在领域分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述方式,所以,信息哲学是一种元哲学或最高哲学。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并因而导致人类哲学的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