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自我的蒙眬觉醒——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三)

一、自我蒙眬觉醒的哲学基础——玄学儒学之变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术,先后统治两汉人的思想达四百余年之久,至魏晋而处于极度衰微的境地,老庄哲学以崭新的形式而复活,是即魏晋玄学。玄学派别不一,其主流是崇"无为",尚"自然",轻"名教"。在玄学思想影响下,魏晋人的人生观,一般说来是对儒家尊     

女中名士谢道韫的"林下风气"

玄学思潮的兴起,带动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转移。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成为时代的风尚,魏晋时期的妇女也深受影响,她们努力冲破名教伦理纲常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与风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一代才女谢道韫更是以其旷达玄远的"林下风气"成为魏晋新女性的典型,深得时人的赏识和敬重。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秦卫明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王弼、何晏发其端。《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日：“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玄学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儒佛思想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试论魏晋“清谈”的含义

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论著甚多。关于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对“清谈”含义的理解,诸家看法虽似大同,实则异趣。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等多持“清谈即玄学”的看法。从今人著述来看,见解亦不相同。不少人仍坚持“清谈即玄学”的观点,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清谈’或称‘玄学’……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王仲荦先生认为,在曹操执政时期,“作为清谈的主流来说基本上还是为名教服务的”,到了魏晋之际,清谈便转变为“言及玄运的清谈玄学了”,实际上也认为魏晋清谈即是玄学;一九七九年出版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名教的证成：袁宏与东晋玄学经史观

袁宏的治道思想主要集中在《后汉纪》的论中。以史论为文体,在玄学的理路中探讨名教治道问题,重塑经史关系,是以袁宏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家的思想特点。这一新的经史关系,是以史论为载体,以史事为实证,采用玄学的思考方式,回应经学提出的名教问题。与曹魏西晋玄学家的理路有所区别,袁宏不再将名教视作与自然相对的范畴,而是将之作为证成的对象。在论证方式上,袁宏以承认万物的个别性为前提,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万物互通互感的关系来论述君位存在的必要性,以此为名教之本。在范畴体系中,袁宏以性、情、心、理等为核心范畴,其中,性是其他范畴的逻辑起点,理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是六经的依据所在。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

魏晋才性同异离合之论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论的具体政治背景,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与台阁授官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正始中夏侯玄从政治操作层面,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分别"上之分"与"下之叙",主张任用考察士人时应对才能与德行"明其分叙".两者前为"事理",后为"人心".在才性关系上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体现了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才性论上的体现.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儒学渊源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继承了汉末清谈以来的儒家传统,其儒学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官方正统儒学思想;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儒道会通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潮,从中可探寻儒学发展的历程.     

论王维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及与艺术的关系

王维具有多种身份角色和多个思想及艺术的层面,对此进行调谐与整合的主要是一种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这也是他所说的"道"的主要内容。从渊源来讲,这种人生哲学来自于东晋南北朝的士族文化传统,但在盛唐时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寒素士人群体成为它的主要继承者。王维诗歌中表达了丰富的自然及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玄学主题,并且常常与佛禅哲学结合。崇尚自然与证悟无生,是其在玄学与佛学方面的主要追求。王维对于世俗与现实,从早年的有所对抗到晚年的完全调和,正是其上述人生哲学调谐的结果。其思想特点更接近于谢灵运,而与陶渊明存在一些质的不同。王维的出处同归、色空无碍、名教即自然等思想,具有一种虚假性。王维的艺术境界也体现了与上述思想对应的多种层次。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