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试论冯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作用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较有影响的宦官。他从“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起,到万历十五年被“谪为奉御,安置南京”止,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太监平步青云:从嘉靖时期即为秉笔太监之一到“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直至万历时升任到太监中的最高的最职务一秉笔太监兼司礼监掌印。明人沈德符、刘若愚曾有过记述:“司礼监为十二监中第一     

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

明初内官监为内官第一署,后其地位为司礼监所替代。对于宦官制度的这一重要变动,学界一般认为是司礼监地位的提升。然而,却显然没有考虑到内官监沉降与司礼监上升的互动关系。永乐初年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具有内官第一署长官的显赫地位,其在下西洋决策中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解析内官监职掌,说明下西洋与迁都北京有着直接关联,而持续28年出使海外,为宫廷取宝是下西洋主要目的,内官监的采办职能由此凸显;而后郑和守备南京,内官监的营建职能凸显,形成了由近侍主管到职掌营造的转变,乃至后来内府工部的定位。下西洋导致了内官监疏离内廷中枢,成为其内官第一署地位丧失的关节点。     

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从而确定了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考略

明代宫廷的书画收藏十分丰富,嘉靖以后虽多有散出,但仍具有一定规模,直至明清鼎革之际宫廷所藏书画才散佚殆尽。明代宫廷所藏书画主要包括接收前代遗存、查抄籍没书画以及帝后臣工新创作书画几个部分。宫廷所藏书画主要由宦官机构司礼监负责保管,存放于质慎库中;另有部分历代帝王、君臣画像由印绶监保管,存放于古今通集库中。明代中叶以后,宫廷收藏书画通过充抵官员俸禄、偷窃等方式大量流散出宫,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补充和回流。明清易代之际,宫中所藏书画散佚殆尽,这为明末清初私人收藏家群体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都知监考

都知监是明朝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在宦官机构"十二监"中,都知监设立最晚,职权与地位变化最大。由于都知监在明晚期"甚不显贵",所以不为研究者注意。其实,都知监在明中期以前却是颇为"雄剧"的,是最主要的内监衙门之一。其创设的缘由、职权的演变,以及最后的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宦权"在演进中变迁的轨迹。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明季著名刻书家毛晋刻书述略

较之宋元,明代刻书地区、种类、内容,有进一步扩展;数量有更大增加;板式和刻印技术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其中私家刻书成就非小,贡献颇大。据统计,明代私家藏书、刻书者前后多达四百二十余家,以精刻著称于世者亦不下三十余家。其中尤以明季刻书多、质最精,历时久、流传广而名闻于世之著名刻书家毛晋最负盛名。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

<正> 明代刑法严刻,不仅表现在一些惨绝人寰的酷刑如凌迟等赫然载于律书上面,而且还表现在有多种的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明史·刑法志》载:“刑法有创立自明,不衰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对于“厂卫,”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本文拟对廷杖作一粗浅的论述。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原中书省(承袭元朝的最高国务机构)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又设置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并创设了卫所制度,在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尤其是在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方面,设置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提刑按察使司等机构,专门负责司法审判等事。在这些机构以外,明代又设置了厂卫(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简称)镇压人民和官吏的特务机构。     

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

宋代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它们是路、州、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处于中央与地方连接点的特殊位置。监司官员在对地方监管过程中,广泛参与司法事务,在立法、司法、法律宣传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宋代法律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监司向中央奏报在地方司法审判、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宋朝法典的缺陷,完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宋代各阶层普遍重视法律、重视证据的时代背景下,监司官员在司法检验领域作出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创立《检验格目》、尸检《正背人形图》等新规范,撰写出了《洗冤集录》这样世界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法医学著作,涌现出了宋慈、郑兴裔这样著名的司法官员,为宋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法制高峰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洪武朝的礼乐制作与明代宫廷戏剧的复苏

明朝开国首开礼乐二局以重建礼乐规范,本着制乐以节乐的礼乐原则和功利性的礼乐观,洪武朝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乐制作,如制定礼书乐典,设立太常寺、教坊司、钟鼓司等礼乐机构,建立以教坊司为核心的乐籍制度等,意在通过礼乐制作,将本属于俗乐的乐府小令、杂剧百戏等纳入到雅乐系统,以雅乐规范俗乐,并最终实现礼乐一统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礼乐制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杂剧戏曲等俗乐的兴起开了方便之门,宫廷戏剧在洪武朝开始趋于复苏。     

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

金陵是明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出版业在明中叶后持续繁荣,出现了很多同一姓氏的书坊主,形成了不同的家族刻书群落,如周姓、唐姓等。根据各家的载录与现存一些文献材料,对明代金陵地区的周姓书坊主及书坊进行了梳理、辨疑和补充,为分析金陵地区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

清代前期官方积极推动满文典籍的翻译,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不断完成,促进了满文出版传播的开展.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康熙十年(1671)左右,因翻"书"的需要而设立"内翻书房",康熙十九年(1680)又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也成为满文出版传播的中心.顺康雍三朝满文出版传播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反映了满族的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文化的互动,为乾隆朝满文出版的鼎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

明代庆藩偏于宁夏,著述丰富,庆府刻书在明代各藩中亦位于前列。这些文献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珍贵材料。笔者对历代宁夏志书中所载庆藩著述逐一考察,对著述的文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及历代对这些著述的评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庆府刻书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对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做一个整体的爬梳,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宁夏的新渠道。     

惠而不实:宋代老人救助实态

宋代老人救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出现冒名支领的现象,同时还存在地方官员推行不力、监司疏于监察、救助粮米不足等弊病,严重影响了老人救助政策的实施效果。为遏制冒名支领的现象,宋廷严惩不法官吏及冒领之人,推行奖励举告政策。针对地方官员奉行不力的弊病,加强监司对地方州县老人救助事务的监察,强化御史台对监司的监督,建立纵横交错的监察体系。胥吏对救助信息的控制、地方财政的困窘及官员考核的经济导向,是制约救济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政府的治弊、防弊措施,并未触及官员管理制度、财政制度的核心层面,既无法杜绝冒名支领的现象,也未能激发州县官员及监司的政治热情,因此不能有效改变老人救助惠而不实的状况。     

柞伯簋铭文补释

柞伯簋铭文所记西周大射礼的规模及参礼职官的分工与礼书相合,但其所记射仪与礼书有较大差异。铭文中,南宮和师■父分别担任射礼中司射与司马的角色;多士为参与竞射的诸侯、卿士;小子、小臣仅为参与礼事的服务人员。王诰的对象是小子和小臣,"■"应读为"毖",释为"慎诫"。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