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汪元量《水云词》初探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用这两句诗来看宋末词人汪元量及其作品,可谓再恰当不过了。汪元量的诗,早在宋、元之际,就被他的同辈作者誉为“诗史”。他身经世变,复罹亡国惨祸,以血泪斑斑的诗篇,谱写了一代衰亡的历史。他的诗作,与同时代的文天祥、谢皋羽、林景熙等爱国诗人比起来,毫无愧色。他们的不朽诗篇,为宋诗作出了一个光辉的结束。但在词的创作上,过去对汪元量却很少有人注意。新出版的《增订湖山类稿》,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汪元量的创作资料,同时也为汪元量的诗词创作增添了光彩。就现存五十二首词作来看,它们所反映的作者生活的切削面更广阔,家国兴亡之感慨更深沉。凡身历承平宫闱,目睹两朝兴衰,随侍三宫流离,归来凭吊江山,莫不情胜意真。在风格上是辛派词人的承续,然豪纵奔逸之势已少,而消沉郁抑之气更浓。后期之作,无论是写景物、言人事,莫不寓有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感,真如凄切寒蝉,为宋词作出了最后的哀鸣。     

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汪元量诗略论

汪元量作为宋末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 ,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堪称“诗史”的现实主义杰作。他的诗除了内容独特为世人瞩目外 ,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 ,汪元量的诗歌同文天祥等人的诗歌一起 ,代表了宋末文学的主流和最高成就。     

诗史与纪事:北宋边塞诗的叙事特征与纪实品格 ——以宋辽、宋夏边事为中心的考察

宋人接受"诗史"观念,均不同程度地对孟棨的"诗史"内涵予以修定,淡化时间限定、突出纪事功能、强化价值判断是宋人的一致选择.事件是"诗史"观念的核心,宋人记录边事之自觉,表现在记述范围、纪事群体、记录载体之广.交聘、迎战、开边等边防经略,御边将帅、戍边兵卒、馈粮役夫的行实命运,均纳入边塞诗的书写视野,折射出北宋诗家的仁民之心与虑国之诚.叙事与纪实是发扬"诗史"精神的重要路径,析而论之,见证与实录体现纪实特征,纪事与剪裁彰显叙事技巧,美刺与寄托则充分展现仁民爱物、补裨时政的初心.不独正文,诗题、诗引、诗序与自注亦成为北宋边塞诗反映防辽御夏、彰显叙事魅力的生命场,更能突显北宋边塞诗的"诗史"价值与纪事特征.     

汪元量成都行迹述略

汪元量是宋末身份独特的诗人,其诗习惯以行者的视角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面貌,故有"诗史"之说。本文主要论述他先后两次到成都的原因及其行迹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成都的美好印象,展现了一位爱国诗人对于宋亡不甘的情怀。     

杜诗“诗史”精神的第三重内涵

学界对杜诗"诗史"精神的理解一般包含两重含义: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它还应该有第三重内涵:通过反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风貌,再现真实具体的历史;杜甫论人也如史家论人,有不附时议、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写人的史家风范,使杜诗"诗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引发八国联军之役.硝烟密布,战火四起,北京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浩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困居于北京城中,将战争之感慨写入词中,几人相互唱和,辑成<庚子秋词>上下二卷.<庚子秋词>不仅反映了时事,也响应了时代对于"词史"的呼唤.周济、谢章铤鼓吹"词史"之作,认为反映时代乱离的词作可与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北征>、<垂老别>等诗作相提并论.杜甫诗因安史之乱,号为"诗史",晚清词人连遭内忧外患,将家国之感发之于词,形成"词史".然而词之为体,与诗不同,"词史"与"诗史"的写作手法、反映动荡乱离的方式、观察历史社会的角度,有所差异.     

试论《雁门集》的“诗史”性质

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元代的萨都刺是最知名的诗人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他的诗作光彩夺目。以致后来有人推之为“有元一代诗人之冠”。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记录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记录了元代中后期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被誉为一代“诗史”。按“诗史”之称起于评杜,杜甫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萨都刺诗则记录了元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其中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也有社会生活的反映,本文即拟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至于诗人以诗歌记载自己的生平和行踪,虽然也有“诗史”意义,但由于篇幅有限,暂不涉及。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     

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在201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也談詩史及杜詩的时代精神——兼与周祖譔同志商榷

“诗史”决不等于历史,诗人也不同于历史学家。保管“诗史”和历史著作一样,都以社会生活作为内容,起着时代镜子的作用。但“诗史”毕竟不是历史,而是文学作品,诗人用迥然不用于历史学家的手法,以洗炼的语言、节奏和韵律,借助于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真实。在诗人的笔下可以借助想象、虚构,开拓意境。但历史学家写作历史时,只能依据史突,以史料来说明历史的行程和动向,既无须借助于人物形象,更不允许夸张。诗人和历史学家反映历史真实采取不同的表现手段,是由诗歌和历史科学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畸形的年代 诗性的呈示——北岛早期诗歌的认知价值

在当代中国诗坛,朦胧诗人北岛最为引人注目,而今虽移居海外依然笔耕不辍。通观北岛的诗歌创作应以移居海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其移居海外前,他的诗多以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为抒写对象,对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予以剖析,尤其是对历经"文革"的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进行诗性呈示,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并传达出人们的复杂心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诗歌现象时,发现北岛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还有着十分重要的"诗史"意义和认知价值。他的诗形象反映了"文革"前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深刻表现了"文革"时期一代青年复杂的精神世界。     

论王柏心诗歌的诗史品格

晚清诗人王柏心的诗歌体现了鲜明的诗史品格：记录战事的诗作记述了道咸之际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危局,近于实录,具有诗史品格;记事名篇从生活细节中引发无穷之思,真实可感,同样彰显了诗史品格;读史书愤之作援古证今,借历史典故剖析时局,使其诗作获得了诗史性,在晚清诗坛堪称奇观。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蒋琦龄是清咸同年间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较好地贯彻了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其诗歌在当时被视为“诗史”。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诗歌,在唐代称作“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文学批评与创作,使“诗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扩大。这种深化与拓展,应该归功于我国古代“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等阐释学方法。宋代“诗史”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代诗人提出了“诗非史”的观点,清代学者从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诗史互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诗史”说的文学属性、历史属性及政治属性的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对“诗史”说的不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