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安乡村卫生思想研究

李廷安认为乡村卫生问题是社会经济问题,乡村卫生关系到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复兴;办理乡村卫生,必须采取公医制度,应该建立卫生行政系统;选择易于预防的传染病,“往往用力少而功效著”;医疗工作为手段,乡村卫生与农业推广为目的;由于聘请费用昂贵,农村经费不足,因而提出“中国乡间卫生事业能不用医生护士,则不用”的观点。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主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内在要求,更是职责使命。研究指出,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是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经验,是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的钥匙。研究从内生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明晰了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为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RV减速器间隙及关节摩擦对医用机械臂动力学的耦合影响

乡村文化的研究包括了乡村文化载体与乡村文化价值两个层面。乡村文化载体呈现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嵌入”而乡土文化不断“退场”的过程,乡村文化价值呈现了传统文化价值的“衰退”与现代文化价值的“新生”。两个层面的嬗变表征了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过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对乡村公共文化载体治理与乡村文化价值功能做出反思,不仅要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接点治理”,而且应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与现代乡村文化价值的“双向涵化”。为了保证这一路径的实施,应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社区营造”能力,并真正确立起农民和农村的文化主体性。     

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中医药服务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的以中医药服务为内容的经济活动。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新冠肺炎疫情、“双循环”、新技术、RCEP等五个方面给中医药服务贸易带来了机遇,但其也面临着疫情打击、“三大浪潮”涌动、法律法规不健全、国际标准未落实和认可接受程度低等挑战。建议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应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依靠顶层设计,打造智能业态,完善法律法规,贯彻国际标准,并加强推广宣传。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医药“走出去”的跨文化管理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发展进程的文化自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中,中医药成为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对象,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载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医药“走出去”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构建“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坚实纽带,但在跨文化传播中也面临不少挑战。根据著名学者G·霍夫斯泰德教授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医药在“他者文明”沟通与交流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成为制约中医药“走出去”的阻碍。解决好跨文化管理问题是中医药知识能否成功进行国际传播的关键所在,同时对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大机遇。中医药与“三农”有着天然联系，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医疗、经济、旅游、健康养生资源。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丰富了农村文化内容，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复兴的重要因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规划设计、经费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好农村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双向运动与乡村旅游发展

中国是小农经济国家,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应该放在小农经济场景中进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经济正在经历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由此带来整个乡村社会“脱嵌”与“入嵌”的双向运动。乡村旅游存在于这一特定历史场景中,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向运动,由此形成了以乡村振兴和文创乡建为策略的反向运动,诞生了一种新型社区——乡村文创旅游社区。但在众多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冲击和扰动下,乡村旅游社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做指引,而新兴的韧性理论恰好为乡村旅游社区建设提供了创新途径。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历史制度主义的旨趣是关注历史。研究农村合作化运动能为考察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提供历史支撑。农村合作化运动本身是一个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博弈的过程,其间渗透的是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国家与作为制度需求主体的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为乡村社会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打开了闸门。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逻辑进程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与逻辑演进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与改革重点，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举措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和创新，其逻辑进程中的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起点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核心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指引是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其启示是农村土地改革与乡村振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因此，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与利益诉求，建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互动的良性产权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要素“政府规划—市场驱动”协同配置的制度框架与国土治理体系。     

失去乡村的中国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一个华北山区村落的个案观察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城乡教育因急速变迁而产生了痛楚。在打破传统中国“无差别统一的城乡良性循环”,推进近代“新式教育”以来,城市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城乡关系就决定了中国教育一步步地失去乡村,失去了传统中国的乡村文化和乡村价值。21世纪以来的“办学城镇化”更进一步在空间上和地理位置上使得中国教育失去乡村。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不断地接受逐步失去“乡村”的事实,中国乡村也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应对“新式教育”以及“办学城镇化”的诸多调整,最终促成了今日我们看到的中国乡村教育之现实：如果说乡村有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     

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与中医药界的外应内合

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从防疫治病层面上升到政治高度。江苏省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省份之一,为消灭血吸虫病,中医药界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通过查病治病、献方献技、科学研究等方式积极参与血防工作。中医药之所以成为血防工作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在于中医药是中国重要的卫生资源,其植根于基层百姓的现实,“治未病”的健康理念,“简便效廉”的特征,与党的卫生方针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中医药界通过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门诊治疗和定期巡回的治疗方案的革新、中西医结合血防体系的创新等,为中国血防事业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典范。     

乡村振兴背景下宋代义庄保障制度的文化诠释

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在我国民间保障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对该制度进行文化探源,剖析了儒家“仁爱”思想、宗族观念、推恩精神等构成制度的文化基因;解析该制度的文化形态,揭示了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构筑的协同的文化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因素是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发生、发展的深层根源,其文化建构过程可以为当下民间保障制度发展提供历史参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推进乡村民间保障事业发展需要唤醒国人基因中的“道义关系”,重构“道义秩序”,从而达到“文化自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目标探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针灸、推拿和其他中医药为主要手段,以赤脚医生为基底的农村初级合作医疗预防体系,是我国基本医疗预防保障体系的一个亮点,得到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近些年来,乡村人口的保健和医疗条件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国民健康保障体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且是“三农”问题紧迫性的一个具体表现。安全、有效、经济和可持续运行是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立的目标。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小农体系、渐进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立在小农体系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领域之一,也即当前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城镇化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制度优势,而非独特的中国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城乡关系,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有制度保障的小农体系,其最新体现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其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小农体系的稳定深刻影响了农民流动的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表现为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机制：农民家庭收入的“半工半耕”、居住格局的“城乡双栖”和身份认同的“亦城亦乡”。从实践来看,特别需要警惕政府主导推动的激进城镇化,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人为地加速推动农民进城,消解小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