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的诗意内涵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作为一种诗学审美的方法论,其诗意内涵在学人间产生了广泛争鸣。当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取向：一者以童庆炳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主张文化诗学不要脱离文学本身而去追捧日常生活中非诗意和反诗意的事物,而要将关注的视点投向文学文本;一者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学者,主张文化诗学研究应该可以将研究的视点从文学文本延伸到诸如广告等大众日常喜闻乐见的事物之中。两者间的争议就在于对诗意审美对象的分歧上。其实＂文化诗学＂在主张审美性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将诗意的内涵泛化,将一切雅俗共赏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事物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在实践操作中不断取舍。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中国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及其学科意义

中国派文化诗学是由童庆炳、刘庆璋等学者倡导的文本——文化批评理论。这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综合性研究方法,沉淀了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将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有机结合,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批判的文艺学新论,从解析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派文化诗学由于具有审美性、文化性、现实性三大品格而给予当下文艺学学科重建以诸多启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

文化诗学的意义就是要把“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把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把文本与文化结合起来,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条文学理论的新路来.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审美检验为中心.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能就文本论文本,而要抓住文本的症侯,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中国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文学理论话语,折射出社会的时代的要求,是对于社会发展平衡的一种呼吁.     

从文化到文化诗学——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指向两个对立的观念--限制和流动,而文学是各种界线在文化上强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再现了文化的"即兴表演"结构.他的"文化诗学",正是一种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的努力,以便窥见文本与看似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诗学仍然坚持文学形式的一面,而与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的是,文化诗学更关心权力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运作.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教学观”的基本理念与实现路径

“文化诗学”不仅是文艺学理论主张,它的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教学。“文化诗学教学观”在基本教学理念上主张“理论—文本—经验”的三维拓展,它以“文学—文化—生活”的“三重经验论”为教学实践的基本立足点,以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辨并重的“双向能力结构”为能力培养目标,倡导课堂教学以“生活—阅读欣赏—写作”“一体三面”的学习途径来促成教学目标的实现。     

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当代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文化分析观念溯源

当下学界的文化研究思潮日渐式微,其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危机重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多见批判意见,却少有改造实绩.以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等为代表的欧美文论家群体,提倡从文化批判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转向,主张基于"文化相关性"的文艺研究,逐渐形成以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分析学派.本文围绕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考辨文化研究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范式危机,探讨文化分析学派主张的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研究转向,从"文化景观"到"博物馆"的范式重建,以及从"文化批判"到"历史祛魅"的理论回归.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源于60年代的英国,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但他对于文化结构-也就是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的强调多少压抑了主体的反抗意义。葛兰西的理论则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对一坟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了特殊的兴趣。当然,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不会影响文学经典仍然充当文化研究中的主要话题,而且,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总之,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天堂,同时也表明,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是文学与文化在当下历史语境中构成的一种新的表意镜像关系.作为泛审美主义的一种表征,文化的文学表达意味着文化在技术层面显现为一种审美形式,在精神层面日益生成为一种以非功利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感性存在.文学的文化呈现则指涉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的重新历史化特征,它意味着文学实现了从纯粹审美自律存在向社会性与文化性存在的转型,重构了文学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之维.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地表达着文本语境理论的意义诉求.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境界说"之再思考

王国维＂境界说＂是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境界＂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来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我们既要注意＂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审美价值判断的意义,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境界＂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     

文化诗学研究三十年述评

“文化诗学”最先发难于西方,随后在国内学界兴起,中西文化诗学产生的文化语境不同,其理论内涵也相距甚远。国内文化诗学从命名前的朦胧构想,到“文化诗学”命题的正式确立,再到理论建构与实践批评的大爆发、大繁荣,期间已经历30年的历程。及时追溯这一新兴领域研究的演进历程,总体把握中西学界的研究现状,不但有利于开创文学理论发展的新格局,更有利于给文化诗学批评的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方法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