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谐音的修辞学地位

谐音是积极修辞中有着极高使用率和覆盖面的修辞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如何看待谐音地位问题上,我国修辞学界一直存在认识分歧。主张将其作为辞格处理者,尽管意见不无根据,但论证乏力;主张将其作为辞趣处理者,尽管观点由来有自,但已不合时宜。辞格与辞趣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具有常用性、稳定性、规律性,据此,应将谐音纳入辞格范畴。任何辞格都应具有区别性特征,对于谐音特征的说明只应以其单用形态为根据。作为辞格的谐音,其定义应当是：谐音是指以语音相同相近为条件,通过非固定位置上不同语言单位之间照应关系的建立,以满足表达需要的修辞方式。明确谐音的辞格地位,有助于谐音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     

《马氏文通》的修辞意识

《马氏文通》有着自觉的修辞意识，不但在论述汉语语法现象时往往结合修辞进行，而且在句法修辞、语音修辞、辞格和语体风格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汉维谚语修辞特色探析

本文从谚语本身的修辞特点和谚语的修辞作用两方面分析了汉维谚语的修辞特点。重点探讨了谚语中设格的巧妙运用，从语言描绘手段辞格和语言表现手段辞格角度比较两种语言谚语的修辞特色。     

维乐辞格、维实辞格和至善辞格——一个关于辞格分类的假说

从修辞的心理学基础来看,修辞实质上就是人们在人格理论的三个活动原则(维乐、维实和至善原则)的指导和控制下,对语言的一种创新活动,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实现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一种方式;辞格就是人们给各种创新后的语言形式和意义或创新方法贴上的标签.由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不可分性,不太可能找到一个准确的、统一的标准对辞格进行细致的分类.但可从使用修辞的心理动机出发,把辞格大致分为维乐、维实和至善三种辞格,以突显辞格在使用动机方面的区别和联系.     

论《尤利西斯》的语音修辞

《尤利西斯》的语音修辞一直是乔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从《尤利西斯》这部“交响乐”的内部成分———语音修辞入手,借用Plett的语音修辞模式,并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删减和增补,讨论了《尤利西斯》中因音素变异(破格)和音素强化(平行)而形成的十八种辞格,揭示出它们特有的文体功能。在《尤利西斯》里,语音修辞不仅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和游戏性,而且对语篇起到了衔接和连贯作用,在合适的语境中它们还可以产生联觉效果,具有较强的人际意义。     

论李清照词的辞格运用

李清照词作中真挚情感的成功表达与其对语言技巧的灵活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语言技巧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辞格匠心独运的运用。辞格有多种多样,主要分为内容修辞辞格和形式修辞辞格,比喻、拟人、对比、用典是四种比较典型的内容修辞辞格,在李清照的词中有着广泛而灵活的运用,并取得了明显的修辞效果。     

“象征”浅析

一“象征”辞格 “象征”可不可作为一种修辞格,目前论者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杨鸿儒《修辞知识》列了“象征”一格。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把借喻同象征进行了区分。吴士文《修辞讲话》专节论述了“象征”辞格。宋振华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不但论述“象征”辞格的特点、类别,而且辨析了象征和借喻的区别。濮侃《辞格比较》区别了“象征”与比喻、双关的不同。这些都是把“象征”当作辞格来看待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象征”根本不能算作一种辞格。郑远汉在《辞格辨异》中     

《论语》的语义配置修辞举隅

文章探析语义配置修辞在《论语》中的具体运用与作用,主要涉及语义配置修辞方法中同义配置修辞、反义配置修辞、类义配置修辞、异类语义配置修辞在《论语》里的分布与使用情况。探析发现,虽然各类方法的侧重点不同,但总体上都突出了互补、强调、对照、附加等表意功能。同义配置修辞、反义配置修辞、类义配置修辞从消极修辞方面使其语言达到了内容上明确、通顺,形式上平匀、稳密的效果;异类语义配置修辞则从消极修辞方面实现了辞格与辞趣的和谐统一。     

宗廷虎先生中国修辞史研究述略

修辞学史研究和修辞史研究是修辞学研究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宗廷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修辞史研究而言,在理论探索中,指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性质、对象和范围,阐明了修辞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方法,阐述了辞格史研究的理论;在实践研究中,具体研究了借代、引用、避讳、回文、镶嵌、顶真这六个辞格的历史演变,进而研究了诗歌体中连珠格、顶真辞格连环体、药名嵌字格的历史演变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用辞格,系统研究了中国集句史;在方向引领中,组织撰写《中国修辞史》和《中国辞格审美史》。这些成就,对修辞学研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汉诗(词)藏译浅谈之一

“音韵修辞”一词,是藏文诗学辞格“”的意译。这种修辞手法在藏汉两种诗文里都可以看得到,所不同的是,汉文中比较少见,而藏语诗歌中却比比皆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藏语的音韵修辞,就颇难产生藏文诗歌的精品;或者说,如果不熟悉这一修辞的妙用,藏文诗歌创作必将大逊其色。 汉语“回文诗”、“藏头诗”、“顶真辞格”等都相当于藏文“音韵辞格”这一类型,只不过“回文诗”、“藏头诗”似有“文字游戏”之嫌,使用频率很低罢了。 藏语的“音韵辞格”可分为“易作迭音修辞”()、“难作他式修     

中华元典修辞学思想文质观探微

文化源头总是决定着文化的个性,我国文化元典的修辞学思想形成了我国修辞学根深蒂固的传统:内容本位轻视形式,这与导源于亚里斯多德《修辞学》注重语言形式的学科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思想立足于伦理学、政治学立场,强调修辞立其诚,注重修辞道德,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中有时仅强调修辞的工具性,把修辞纯作为论辩致胜手段的功利主义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学科不独立,始依附于伦理、政治学说,后依附于文论、诗话,这与亚里斯多德著作以《修辞学》名篇,将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传统判然有别。现代修辞学应发扬我国古典修辞学注重内容、注重修辞道德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他人之长,在形式探讨和理论深化、系统化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辞趣”理论与变异句法修辞——解析同构串联句

“辞趣”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首创的修辞学术语,闪耀在“辞趣”理论里的语言美学思想和变异修辞观念对现实的变异修辞现象具有广泛的理论阐释力。同构串联句是语句修辞领域的“辞趣”现象,是利用句法编码“形趣”关顾句义表述“意趣”的变异修辞句式,倚重于语言美学效应提升修辞效益。     

《助语辞》训释的修辞特色

《助语辞》作为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系统地从修辞的角度解释文言虚词;其修辞手段是消极修辞和词汇修辞;从修辞的角度解释文言虚词,在语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社会修辞学视域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

社会修辞学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主流理论形态,该理论研究的基本命题是修辞参与社会构建,人们通过话语修辞活动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并进行社会实践与合作。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中有关话语的对话性、语境论以及话语意识形态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修辞学思想,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上给西方传统修辞学带来了理论给养,推动了当代西方社会修辞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基于此,从话语构建与阐释维度探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所蕴含的社会修辞观,进而明晰社会修辞学的理论本质与内涵。     

修辞学批评:走出技巧论

走出技巧层面的修辞学批评,一是向修辞诗学延伸,二是向修辞哲学延伸。前者研究文本的修辞设计和诗学关联;后者从话语方式向人的存在方式提升,研究修辞如何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结论是:人创造了修辞,修辞也塑造着人。     

论科技英语篇章修辞

本文在全面探讨科技英语篇章修辞的过程中,集中论述了ＥＳＴ语篇的修辞程序、篇章段落、篇章修辞手段和篇章修辞功能这四个主要方面。并从修辞分析的角度,全面透视了ＥＳＴ语篇的程式结构与其交际功能之间的联系。     

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

中西修辞学都发端于对口语交际的研究,但中国修辞学对文学的关注要比西方修辞学早得多。在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方面,西方多强调"说服",而中国更注重"表现";西方重在接受,而中国重在表达;西方侧重作品,而中国还兼及作者;西方突出程序,而中国还考虑过程。在方法上,西方长于论理,中国长于感悟。然而,中国的修辞批评失之零散与玄虚,而西方的修辞批评失之宽泛与偏激。因此,未来文学的修辞批评,必须对中西修辞学及修辞批评理论进行合理取舍,建立全新的科学体系。     

基于西方新修辞学的新闻发言人话语建构

西方新修辞学将自身定位于理解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工具,为新闻发言人话语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新修辞学指导下的发言人话语能够立足于新闻发布会的修辞情境,利用同一修辞和论辩模式,并结合传统的修辞诉诸,达成发言人和受众的广泛认同,从而推动双方的修辞互动过程,促成事态的良性发展.     

论修辞格中的语义认知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修辞格中的语义认知,即首先指出了修辞格语言的个性,其次列举了几种修辞格来说明不同修辞格语句含有不同的语义认知,最后强调阐释了修辞格语言的语义外向性和语义内向性。     

修辞学与意识形态

修辞学是一门通过具体的语言操作以达到说服目的的学问。修辞所凭依的机制,一是语言的内在选择机制,二是或然式证明。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实现方式,这使修辞学成了意识形态的重要实现策略。意识形态在修辞活动中的运作,是通过具体的语言修辞方法和修辞证明来完成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都是重要的话语实践活动,充分认识二者的紧密关系,可以为现时代的意识形态研究和传播工作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