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制度论》新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再考察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周之际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经典名篇。该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既有总体的肯定与褒扬,也有指摘和质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王氏《殷周制度论》为中国商周史研究建立了一崭新的学术起点和高的水准,学术界对该文的解读和评判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此过程中,王氏《殷周制度论》的学术经典地位和价值进一步得到彰显。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王国维"学无中西古今"论的理论困境及其思想史意义

如今,持续了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似乎已悄然耗尽了当代中国学界的焦虑与思辩力,人们要么沉迷于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的虚悬想像中,要么仍深陷种种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文化(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而当代学术研究日益加剧的专业化与细密分化趋向,则使种种学院化和技术化的学术操作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学术"既已从某种神圣的使命中"祛魅",人们干脆也就放逐了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创生立场的反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王国维的"学无古今中西"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在于首先,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绝对性至今似乎仍隐没不彰;其次,王国维在"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之间的理论断裂仍考验着当代中国学界的思辨力;第三.王国维对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重构的理论尝试,至今仍具有极其前沿的思想史命题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梳理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语境及其绝对性、重新裁决"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的理论断裂、重新彰显王国维重构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理论尝试的思想史意义,无疑能为当代中国学界应对后现代知识谱系的变动和全球体系的变迁找到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资源和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路径.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王国维"善自命题"与编辑的选题策划

王国维一生编撰著述了大量的新学与国学论著,创造性地缔构起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立交桥。他不仅是一代国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其精深的学术编辑思想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在当下治学浮躁、学术肤浅、成果泛滥的时代,王国维“善自命题”的学术观和编辑观对于今天的刊物编辑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评鲁迅 “欧化”翻译观

鲁迅先生在清末民初提出他的"直译"主张后,又于"五四"前后提倡改革中国白话文,并在翻译上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看法,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也引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场讨论.拟分析鲁迅先生的"欧化"翻译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所起的利、弊两方面的作用.     

"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然而,人们之所以重视他的新理学研究,关键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严格地说,"照着讲"只是治史,而不是治学.这是一种超逻辑、超理智的直悟方法,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的思维路进,缺乏开拓创新是最大的特色."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科学论证,是对"照着讲"的否定.冯友兰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新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用这种新方法所创建的新理学,不仅为冯友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真正具有了科学的内涵和意义.     

胡绳论“中间势力”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观点,是其晚年在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富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中间势力的内涵,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动摇分化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滕固和他的《中国美术小史》

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著作,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就是其中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滕固和他的这本《中国美术小史》从写作背景、内容、方法及特点等几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进而体现了《中国美术小史》在中国美术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     

论毛泽东的政治“叛逆”思想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做",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着一场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实际斗争;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一家之"说"———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现实的"叛逆"斗争中,毛泽东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政治意识的价值取向,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意识变为一种"前景"意识。随着这个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毛泽东在多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叛逆"。     

龚自珍《己亥杂诗》分类探析

《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315首相对独立的七言绝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贯穿于龚自珍1839年辞官南归和北上迎眷的全过程。在这一整体观的前提下,将这一组诗分为述怀、赠别、怀旧、爱情、山水、叙事等类别并作了评析,以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较深入地了解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思想、志趣、心路历程以及诗歌审美特征等。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仁学》之通与塞--谭嗣同与古今中西之辨

"通"与"塞"乃中国近代思想之基本主题,自鸦片战争与西方文化照面以来,人们便在古今、中西之通与塞之间强探力索.作为最早向儒家价值系统发难的谭嗣同,其所著之<仁学>正要藉"仁即通"之命意,寻求古今之通和中西之通,然而结果表明,谭氏根本未达成这一目的,欲通还塞,欲通愈塞,倒成了他的宿命.历史向我们预示,以致用为目的的学问,并不可能于民族和时代的重大课题有根本的解决.     

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